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丰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激发起蓬勃生机。” 唐朝高宗时期颁行的《唐律疏议》，共12篇、502条，其继承了前朝的立法成果，成为中华法系定鼎的标志性法典，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法律文化，值得今人挖掘和传承。比如“重义”思想，就是其中重要的文化元素。

　　“义”是一个从古至今都运用广泛的道德概念，最早见于《尚书》，指为善、合乎道义的行为。后世儒者对之进行多方面诠释，使其含义变得更加丰厚。《礼记》中记载：“义者，宜也。”北宋理学家程颐说：“顺理而行，是为义也。”可见，“义”即指行为之宜。一个人的行为举止适宜、符合情理，就是义；反之则为不义。《唐律疏议》奉行“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指导思想，对道德的维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对“义”这一道德观念也不例外，凡是符合“义”的道德要求的行为，都予以保护；违反“义”的行为则予以惩罚，体现出明显的“重义”价值倾向。

　　以法律维护信义

　　信义是“义”中最基本的文化元素，要求人在社会生活中、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必须遵守诚实守信的道德准则。否则，行为人不但会遭受道德舆论的负面评价，还会受到法律的相应制裁。《唐律疏议》共有十二篇，第九篇《诈伪律》专门对欺瞒诈骗行为作出规定。疏议曰：“诈谓诡狂，欺谓巫罔。”其中，将伪造御宝，伪写官文书、符节，诈伪制书等行为视为重罪，犯者将处以斩、绞或流放的重刑；妄认良人为奴婢部曲，犯者流三千里；诈教诱人犯法，犯者与犯法者同罚；欺诈官私财物，犯者准盗法论，罪止流三千里。第十篇《杂律》中，还规定了惩治市场交易中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哄抬物价、以假乱真、以次充好、伪造度量衡器等欺诈行为。

　　对民事经济交往中违反诚信的行为，《唐律疏议》采用了“双罚制”的立法模式。一是强制要求债务人如数偿还债务。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各令备（赔）偿”；二是对债务人处以相应刑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处罚的基本原则是，所欠债务越多、拖欠时间越长，处罚就越重，最轻的处笞二十，最重的处杖一百的刑罚。如果所欠债务超过一百匹丝绸布的价值，且拖欠时间超过一百天，就要由杖刑升格为徒刑，“百日不偿，合徒一年”。这种“双罚制”立法，对弘扬信义精神大有裨益。当今民事立法，视债务纠纷为单纯民事行为，刑事法律从民事领域退出，虽然符合世界法治潮流，但民事违法成本太低导致纠纷大量涌现、人民法院应接不暇。欲应对诸如此类的法律难题，用传统来反思现实，正当其时。

　　以法律弘扬仁义

　　仁义是“义”中最核心的文化元素。孔子曰：“仁者爱人。”《说文》中解释道：“仁，亲也。从人从二。”用爱人、亲善的心态去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仁。人的行为举止符合这样的要求，就会被赞为仁义，反之则会被斥为不仁。《唐律疏议》以“宽仁慎刑”为价值追求，特别注重用法律手段来推行仁德教化，体现出仁政爱民、用刑从宽的思想特色，具体到制度设计中，形成了“矜恤”法律原则。所谓“矜恤”即矜老恤幼，注重对老年人、未成年人给予特殊的法律保护。在第一篇《名例律》中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将刑事责任年龄分为三个阶段：十五岁以上到七十岁，为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十五岁以下到七岁以上，七十岁以上到九十岁以下，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七岁以下和九十岁以上，为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阶段。这样的规定，与当下刑事法律中保护老幼妇孺的精神原则在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

　　《论语·学而》篇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古人认为，要修炼仁德功夫，遵行孝道是最重要的，可以说孝是仁最原始的起点。《唐律疏议》对孝作了法律含义上的明确界定：“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犯，是名‘不孝’。”并将“恶逆”“不孝”列入“十恶”重罪，为常赦所不原。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该部法典中关于孝的法律条文很多，且分布范围广。据统计共有58条，约占全部条款的11%左右，在名例律、职制律、户婚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捕亡律、断狱律中，均有相关条文。这些律条从不孝罪的概念范围、定罪量刑、惩罚措施，以及为官的“丁忧守制”，到家族中的尊卑等级等，皆有细致的规定。在实践中，《唐律疏议》弘扬孝道、彰显仁义的精神也得到了贯彻落实。《旧唐书·穆宗本纪》中记载：康宪向张莅讨还债务，张莅拒不归还，还趁酒醉将康宪打得奄奄一息。康宪儿子康买德年届十四，为报父仇，用木钟打破张莅头部，三日后亡。康买德已超过十岁，达到了承担罪责的法定年龄，依律“杀人当死”，但为表彰其“能知子道”的孝心，皇帝敕令“减死罪一等”处理。

　　以法典推崇侠义

　　侠义是“义”中最特殊的文化元素。《史记·太史公自序》对侠义的解释是“救人于厄，振人不赡”，即在他人遇到灾难、危险、困难时出手相助而不惧艰险，俗称“见义勇为”。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不作为也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只会遭受舆论的负面评价；然而，在《唐律疏议》的视域里，这却是法律上的硬性要求。该法第四百五十三条规定：“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对正在发生的伤害、强奸、抢劫、盗窃一类犯罪行为，任何在场的“傍人”，都有责任去阻止犯罪，并将犯罪行为人抓捕送官。这种将见义勇为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的立法模式，有利于激发人的侠义情怀，对遏制犯罪、防止犯罪后果不断扩大有着重要作用。

　　《唐律疏议》不但从正面明确了“理当何为”的要求，还从反面对“见义不为”设定了各种惩罚措施。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情形：一是对正在发生的强盗、杀人案，邻里之人不予救助的要处刑。第四百五十六条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者，杖一百；闻而不救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二是官府公人抓捕罪犯，道路行人不提供帮助的要处刑。第四百五十四条规定：“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三是发生劫持人质的犯罪，邻伍知见之人不上前阻止的要处刑。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部司及邻伍知见，避质不格者，徒二年”。四是发生火灾，临近之人不救火的要处刑。第四百三十三条规定：“ 诸见火起，应告不告，应救不救，减失火罪二等。”见官府、仓库起火不救徒一年，见宫殿庙宇起火不救徒二年，见私家房屋起火不救笞三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而追求公平正义，在传统中华法系里有着成功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的理论智慧，《唐律疏议》的“重义”思想即是其中的显例。其重信义、重仁义、重侠义的法律价值理念，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不仅在当时对促成良法善治、实现公平正义大有裨益，而且对当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亦有着一定的镜鉴价值。

　　【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中特理论重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传承创新研究》（编号：2023ZTZD23）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法文化研究传播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