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发布“劳动人事争议治理指数”报告。这是全国首次专门针对劳动争议治理情况发布“指数化”的综合报告，是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联合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劳动纠纷源头预防化解贡献出的“园区方案”。

　　“指数就像园区各辖区劳资关系状况的‘晴雨表’，也是风险隐患‘预警器’，还是辅助决策‘数据库’，各辖区能通过指数精准定位薄弱环节，找准着力点弥补‘漏洞’，优化劳动关系，劳动人事争议纠纷就能随之下降。”拿着报告，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劳动人事争议研究室主任黄昆欣喜地说。

　　“头脑风暴”引发新思考

　　199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苏州工业园区设立，这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合作项目，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园区在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中实现八连冠。

　　园区法院成立于2004年，当年受理案件1511件，人均结案量71件，到2023年受理案件超3万件，人均结案661件。怎么能更好地缓解人案矛盾？20年里，这个年轻的法院从未停止过思考和探索。

　　“仅去年一年，我们参与庭前调解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就超过800件……”园区法院东沙湖人民法庭庭长孙晓芳谈道，“今年是我在园区法院工作的第20个年头，案件的数量仍在增加，并且各种新型、复杂、疑难案件不停地涌来，加班加点仍是工作的常态。很多时候原本计划要把周末留给家人，却因办案而辜负了家人。”

　　很多年轻干警由于埋头办案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法官助理刘涛戏言：案件才是不离不弃的“女朋友”。

　　近年来，园区法院聚焦劳动争议、新能源汽车、价格争议等重点领域，不断加强诉源治理和多元化解工作。为什么案件数量还是越来越多？法官办案越来越辛苦？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园区法院多次组织干警开展大讨论，让大家谈问题、说建议，在一场场“头脑风暴”中，思维火花闪烁、各路观点碰撞……

　　园区法院民一庭庭长陈新雄谈道：“园区从刚成立时的15万人，到现在常住人口115万人，人口流入快，人口量激增，纠纷自然也多起来。解决人案矛盾，以前更多的呼声是增加员额法官编制。”

　　园区法院金融审判庭法官方瑜笑道：“以前只知道埋头办案，认为越忙越有成就感，办案越多贡献越大，每天都处于战斗状态，根本没有精力想某个纠纷为什么会发生，更别说去探寻纠纷发生的规律。”

　　园区法院少年及家事审判庭庭长吴海锋坦言：“司法建议能起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仅2023年，全院就发出25份司法建议。在加强司法建议的同时，通过深挖司法大数据富矿，探寻数据背后隐藏的规律，让法院的诉源治理和基层治理同向发力，同频共振，是不是也是从源头上减少案件的治本之举？”

　　“园区正处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人口、企业都在增加，矛盾纠纷多发一定程度反映了经济和社会的活跃程度，而解决人案矛盾，最关键的还是要加强诉源治理。”园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徐建东表示，“没有诉源治理，案件会更多。诉源治理是系统性、全局性工程。诉源治理只有实现由‘法院主推’上升为‘党委主抓’的大格局，才能真正从源头上减少纠纷。形成新的大格局，需要我们在办案中‘溯源’，树立数据思维，客观、精准地量化评价基层治理现状，为基层治理提供有针对性、可操作的指引，尽可能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成讼之前。”

　　“大家都‘压力山大’，在埋头办案的同时，确实还要思考为什么案件越来越多，究竟有没有办法止住案件上升的势头？”园区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胡志清说，“经过多次讨论，我们萌生出新思路，认为有必要理一理案件，尤其是基层治理类案件数量与各区域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法治环境等因素的关系。”

　　挖掘社会治理与案件办理内在联系的新算法

　　“我之前审理过一起邻里间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两方都是有海外名校留学背景的高学历人才，案件起因也很简单，就是楼房管道堵塞漏水，产生财产损失的住户将楼上的住户起诉至法院。”园区法院民一庭法官韦超感慨道，“尽管最终调解结案，当事人的‘法结’解开了，但‘心结’却解不开，据了解，两家人的关系仍不融洽。”

　　韦超和同事又相继办理了好几件邻里纠纷案件。邻里纠纷何以如此多？韦超和同事们皱起了眉头。

　　园区法院的法官们经过统计后发现，某街道邻里纠纷案件数量在全区占比最高、增幅最大。而该街道居民人口结构中高学历人群占比较高，这类人群权利意识较强，在面对婚姻家庭、物业邻里等矛盾时，往往倾向于选择诉讼途径解决。发现这一情况后，法官立即前往街道走访调研，并与社区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在社区采取针对性措施如举办“邻里节”、评选“最美家庭”等活动后，区域内邻里纠纷案件数量随之下降。

　　初见成效后，园区法院决定推广成功经验，依托法院汇聚的审判资源信息，联合园区社会事业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专家，将辖区内唯亭街道的治理情况作为样本，聚焦善良风俗、社区治理、治安治理、行业治理、重大风险五大基层治理领域，从法院受理的案件中精准选取了物业纠纷、健康权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等18个在社区中最常见的案由为统计对象，以基层治理类案件数量与常住人口数量的比例为基础，综合相关因素，加权生成“基层治理司法指数得分”。

　　据胡志清介绍，纳入统计范围的案件，大多属于纠纷始发时双方对立情绪不深、调处难度不大的普通纠纷，由于基层治理机制未能及时有效发挥作用，导致矛盾激化，最终演变为诉讼案件，甚至恶化为刑事案件。统计分析司法指数，以报告的形式呈现，不仅能直观体现出基层化解纠纷的实际成效，更能帮助基层查找治理短板并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

　　2021年9月，园区法院联合园区社会事业局发布全国首个“县域基层治理司法指数”报告，其后以信息技术深度运用为重点，历经两年持续探索，于2023年建成“苏州工业园区基层治理司法指数协同平台”，初步实现了基础数据自动抓取、司法指数实时生成。

　　“‘数助治理’，基础在‘数’，关键在‘治’，数据质量直接影响到‘治’的效果。法院的案件办理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一案一号，一案一卷，案件卷宗属于国家档案，适宜作为分析统计基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大数据专家谢希科教授曾以顾问专家的身份，参与基层治理司法指数的研究。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赵毅认为，“基层治理司法指数”作为评估基层治理状况和水平的依据，很有说服力。相信司法指数“小支点”能撬动诉源治理“大杠杆”。

　　作为江苏唯一的外资总部经济集聚区，园区参加社会保险企业5.3万家。近年来，随着园区产业转型升级、新类型行业加速发展，劳动争议治理领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涌现，劳动争议案件量大幅增长。

　　借着“基层治理司法指数”建设的东风，2023年，园区法院联合园区人社局、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共同探索“劳动人事争议治理指数”，将“基层治理司法指数”的理念拓展至劳动争议领域。

　　东沙湖法庭法官李精华参与了“劳动人事争议治理指数”研究。据他介绍，该指数体系先后经历方案设计、座谈研讨、数据测算、问卷调查、实证验算等环节，通过反复实践和论证才最终形成报告。

　　提供基层治理新标尺

　　“看了这份报告，让我们了解到辖区基层治理水平在园区所处的位置。”

　　“如果基层治理的针对性不强，机制不健全，很容易导致一些纠纷多发、频发，让‘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要重点关注报告中提到的类型化、区域化的纠纷，及时研究吃透国家政策，做好基层治理的前瞻预判，做实相关领域的纠纷预防和化解。”

　　“调解机制是否完善，调解效果是否显著与司法指数得分之间直接关联，我们要整合加强基层调解力量，理顺调解机制，真正实现‘70%的纠纷化解在社区，20%的纠纷化解在街道，10%的纠纷化解在区级’的治理目标。”

　　3月17日，在园区政法委组织召开的专题会议上，胡志清向5个街道通报“2023年基层治理司法指数报告”，全景展示区域内各街道的案件数量和特征，智能生成分析结果和指数评分。听完情况通报后，各街道负责人畅所欲言。

　　“社区还有电瓶车违规充电呢，这一不小心就容易酿成大祸的呀”“楼道里杂物乱堆乱放可要好好说一说的，影响居住环境是一方面，也容易引发矛盾的啊”“群租房要不得，出现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可是得不偿失哟”……这是日前发生在唯亭街道高浜社区“银发客厅”里的一幕。三年前，根据“基层治理司法指数报告”建议，唯亭街道高浜社区成立由“银发”人员周水根主持的“银发客厅”。如今，每月10日下午，都会有不少居民主动前来商讨社区事务。

　　根据“基层治理司法指数报告”的分析，基层解纷能力不足、解纷平台缺失、实务性培训欠缺等问题是矛盾源头治理难的一大原因。因此，园区法院联合园区社会事业局建立的全省首个社区治理法治实训基地为破解这个难题提供了新的路径。截至目前，实训已开展7期，174名基层社工顺利结业，成为社区内的“法官助手”，并被聘为法院的特邀调解员。2023年，园区“试水”法治社工分阶评定制度，对受训社工的法治解纷能力进行分阶评定，探索形成初、中、高三个阶梯式的法治社工评定体系，更有效地激发法治社工化解矛盾纠纷的内生动力。

　　不知不觉中，指数像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着园区基层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以唯亭街道的治理现状为例，2020年至2023年，园区法院受理的该区域的基层治理类案件与常住人口数之比从1.07‰降至0.98‰，纠纷治理情况明显好转。

　　“数据赋能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特征，不论是基层治理司法指数，还是劳动人事争议治理指数，这些探索都为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提供了新视角、新参考。”徐建东说，我们真切感受到，搞司法大数据，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园区法院将做实司法审判数据分析研判会商机制，继续以“数”为桥，实现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以数据化信息化赋能审判管理，同时，辅助党委、政府决策，参与社会治理，为推进诉源治理开启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