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政治社会，如果官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渎职或者玩忽职守，不维护国家的政策与法规，都会被作为严重危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腐败行为之一。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可靠资料，在中国法制史上，以法律的手段惩治官员在职务上的渎职犯罪，最早可以上溯至战国时期的秦国。

　　秦孝公时期，商鞅“改法为律”。此后，秦国开始相继出台与中央集权官僚制度配套的律令，逐步建立起一个律令法体系，以保障新的国家机器得以顺利运转。秦国如何运用法律手段惩治官员的渎职犯罪行为？过去，由于秦法律资料的匮乏，难以进行具体的考察与研究，因此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第一次出土秦简。早就佚失无存的秦律，因此得以重见天日。今天我们从秦简中所看到的秦律，尽管只是断章散篇，但仍是迄今为止中国古代最早的法律。其中，《语书》（南郡郡守所下达的公告）等摘抄的律文，和《法律答问》所见官方的法律解释，以及《为吏之道》（官吏箴言集），为我们研究秦国惩治官员的渎职犯罪行为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根据最新的研究可知，该墓的墓主名叫“喜”，出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死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在秦始皇时，历任南郡安陆县乡史、令史，以及焉县令史，并在焉县从事“治狱”（即审理案件）的工作；去世之前，升任至南郡，成为郡守的属吏之一。该墓随葬的大批法律、文书，均属于“喜”本人生前使用过的实物，正是他这一司法审判生平经历的一种真实反映。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一幅丰富生动的秦国惩治官员渎职犯罪行为的画面。

　　秦律中并无“渎职”一词，但在《语书》和《法律答问》中，可见到不少与官员渎职行为相关的具体罪名，大致有以下两类。一类是官员在一般性履职时的罪名。例如，“知而弗举”，即明知有人犯罪而故意不检举；“不胜任”，即对所辖区域内犯罪活动不能及时发现、查明。另一类为官员在审理案件时的罪名。例如，“不廉”，即知道某人有犯罪行为而不敢论处；“纵囚”，即应当论罪而故意不论罪，以曲解案情，故意使犯人够不上判罪标准；“不直”，即罪应重而故意轻判，应轻而故意重判；“失刑”，审判案件时误判刑罚。其中，“知而弗举”“不直”，又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此外，在《史记·范睢列传》中，可见有“任人不善”罪，即“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以其罪罪之。”

　　秦律中所见的官员渎职犯罪行为，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官员渎职犯罪所涉及的范围是与其职权、职责范围一致的。也就是说，秦律要求官员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职责范围之内履职。如果在履行职务时有超越其职权、职责的行为，就有可能构成渎职犯罪。

　　针对如何处罚官员渎职犯罪这一问题，秦律专门设置有两个基本原则。

　　其一是责任惩罚制原则。秦律规定：“同官而各有主也，各坐其所主。”就是说，在同一官府任职的官吏，分别承担自己所主管方面的罪责。其惩罚的根基，就是官员所承担的责任。无责任不惩罚。因此，若某官员已尽到自己的职责，但是仍未能防止其下属犯罪或者有过失发生，则该官员对此不承担法律责任。确立这个原则的基础，就是秦律规定的官吏考核制。即在法律中明确各级官吏的职权、职责，要求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每年定期考核，根据其结果决定奖惩。

　　其二是终身追究责任制原则。秦律规定，官员被免职或调任之后，若必须就其在职时的渎职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或者对其下属的犯罪负有职务上的连带责任，则该官员不能因为其被免职或调任而逃脱刑事制裁。简言之，对官员渎职犯罪行为的追诉期限，不受其在职与否的限制，只要该官员活着，就必须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按照秦律的规定，处罚官员渎职犯罪的刑罚，主要有：“谇”，即斥责、训诫；“法（废）”，即黜废、罢官；“赀”，即罚金（以甲、盾或劳役折抵）；“赏”，即赔偿；“治（笞）”，用竹板打击背部或臀部、腿部；“迁”，即流放；“侯”“隶臣”“城旦”，即劳役刑。总的说来，对官员渎职犯罪的处罚比较轻缓，目前亦未见到有适用死刑的规定。

　　在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有许多涉及官员渎职犯罪行为的法律内容。这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战国时期秦国官员渎职犯罪的现象，恐怕是比较普遍的；二是秦国相当重视惩治官员渎职犯罪行为。

　　秦国如此重视惩治官员的渎职犯罪行为问题，是有其历史背景的：自商鞅变法起，秦国就以法家思想作为指导，十分重视吏治。法家倡导“依法而治”，进而强调“明主治吏不治民”，要求将其具体的“法治”主张落实在现实的国家机器之中，因而官吏就成为国家机器之中承载法家“法治”精神的重要载体。秦国统治者十分清楚，官吏是执行国家职能的重要工具，更是国家法律的实施者。因此，一个国家的“吏治”如何，对提高国家的统治效能有直接影响。因此，整饬“吏治”，就成为秦国推行“法治”的根本保障。

　　在此，必须要指明的是，为有效加强“吏治”，除了上述以法律手段惩治官员的渎职犯罪行为之外，秦国特别注重从官吏自身知识结构和道德素养方面入手，养成官吏的个人素质，为此采取如下具体措施：其一，将通晓法律令作为官吏的选拔条件和考核标准。例如，通晓《语书》是区别“良吏”与“恶吏”的首要标准，即是否“明法律令”。这个“明”字，即通晓之义。其二，加强对官吏个人的思想品德教育。据《语书》可知，作为“良吏”，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是廉洁公正，忠诚老实，勤奋工作，善于合作，具有纠正自己错误的能力，不争强好胜，勇于承担责任。简言之，要求官吏“德才”兼备，既要有公正、清廉、审慎的品行，又要具备精通法律的专业素质。正如《为吏之道》开篇所说：“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母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为此，秦国将《为吏之道》一书作为宦学教科书，官吏人手一册，成为他们平时加强自我学习、提高自身修养的案头必备指南。

　　从历史事实上看，秦律有关惩治官员渎职犯罪的规定，有力地维护了秦国刚刚建立起的中央集权制政权，对提高其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促进当时秦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据《荀子·强国》记载，荀况在秦昭王时曾入秦考察，因而有机会目睹其真实的情况：官吏肃然恭俭，忠于政事，士大夫朋党，不比周，通明奉公，政府工作效率高，事无停滞。因此，他感慨：“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当然，造成秦国四世而胜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对官吏严加治理，也是其有胜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这样那样积极的推动作用，促使秦国从西部一个落后的小国，发展成为位居东方六国之上的强国，即战国七雄之首，最终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推动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秦律是目前所见的中国古代最早的法律。秦律惩治官员渎职犯罪的规定，开创了中国古代法律有关官员渎职犯罪立法的先河，因而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即使在今天，秦律惩治官员渎职犯罪的规定，以及秦国加强“吏治”建设的措施，也依然有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