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初一个与往常无异的工作日，我埋首于厚厚的卷宗之中，为第二天的凌晨会战制定工作方案。春节将至，拿回自己应得的钱，回家过个好年，是普通老百姓朴素而真诚的愿望。

　　她呢？现在过得怎么样？脑海中忽地闪过一个身影。我打开通讯录，拨出了一串熟悉的号码，就像她当初打电话给我一样……

　　2020年9月的苏州，炙热而忙碌。她又一次打通我的办公电话，说她想来问问案情。

　　她是我案子的被执行人。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已经接待过她不下十次。我曾发自内心地同情她：两次失败的婚姻、犯罪服刑的丈夫、正在读大一的长子、刚刚入读小学的女儿以及一连串简直想不通为何会欠下的债务。

　　我曾经基于对她不幸遭遇的同情，一次又一次跟申请执行人沟通，只为了给她保留居住的房屋而不至于流离失所；她言之凿凿确认所有的还款计划，到头来却无一履行。听凭内心对她的同情，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谁来保护？当案件无可避免地进入司法处置程序，她时而以死相逼，时而痛哭流涕，时而激动以至于疯狂，时而撒泼以至于无赖。对她，我从同情变得有些反感。

　　“法官，我看到房子已经拍卖成功了，我想问问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安置费？”

　　“很快了，再有十几天竞买人交款了，就会按规定给你一部分安置费。你再耐心等等吧。”

　　“我就是想……”她忽然低下头，欲言又止。“什么问题？”我问。

　　“我是……我是想请法官能不能快一些，先付一点给我，一部分也好。”

　　“竞买人还没有付款……”

　　“哦，知道了。那我……我再等等……”她默默地退出谈话室。

　　门掩住的一瞬，她停住脚步。她说：“法官，我账户里还有100来元，能不能解冻让我取出来。女儿昨天跟我出去，指着店里的牛奶不停地问：妈妈，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我知道，孩子特别想喝牛奶。”她哭了，她说她和孩子已经吃了一个星期的白水面条……

　　一种尖锐的力量刺痛着我。震惊、同情，甚至还有些愧疚……

　　我确实无法解开她的账户，她涉及的案子太多太多。何况，100元能做些什么呢？我让她打开收款码，我说：“我先给你1000元，你去给孩子买点吃的。等安置款到位了，我第一时间给你。”她愣住了，一遍又一遍说：“法官，我不是这个意思。”

　　两个月后的一天，她再一次打通我的电话，她说找我有事。

　　在金秋的阳光下，我看见她远远地走来。她说，她拿到安置费了，准备用安置费做些生意。她说，早想来还我钱，今天去拿货，正好给我送过来……

　　自那以后，我们便成了朋友，逢年过节总会互相问候，知道她和孩子们过得还行，我也就放心了。

　　“法治和公正”可以是宏大叙述下的情怀激荡，可以是缜密分析彰显的精湛技艺，可以是跋山涉水的坚守，可以是枯灯独坐的奉献，但如果你要让我说，我以为，“法治和公正”其实就是深耕于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对美好和善良的追求与守护。而这，促使我坚定地选择法律之路。

　　身为执行法官的我，总是在被执行人的人生狭窄处与之相遇。要去实现待兑现的权利，去维护司法的权威，要以雷霆万钧向丑恶宣战，还要听得见喧嚣掩映下的哭声与无奈。实现一个既定的司法目标方式有很多种，在众多的方案中，法官需要不断运用自己的良知和智慧，妥帖的“熨平”分歧、衡平价值，找寻最优的方案。法官不仅要追求一种固化的结果意义上的公正，也要在过程中，不断丰沛和充实着公正的细节，让公正以善良和智慧的姿态降落。

　　有人说，我们办的不仅是案件，还是每一个当事人的人生。其实，我们办的所有案子汇集起来，又何尝不是一个法官的人生？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