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调解现场。陈长凯 摄

　　2月5日早上8点多，年关将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略显冷清。位于一侧的“秀云调解工作室”旁边，几名当事人手拿材料来回踱步。今天是他们与立案庭副庭长余庆约好签调解协议的日子。

　　9点整，余庆拿着材料和法官助理刘美茹一起匆匆赶来。“咱进去说去。”他边说边推开调解室的门。

　　余庆开始核实双方身份，刘美茹在旁边做调解笔录。上诉人是一家教育机构，被上诉人则是家长李先生。

　　2018年，李先生给女儿在这家教育机构报名了一年的婴幼儿课程，后来又预交了一笔课时费。2021年，李先生觉得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下降，便想把课退了，此时正面临经营困难的教育机构，不愿意退款。拖来拖去，两年过去了，李先生的孩子都已经读小学了，他便将教育机构告上法庭要求解除合同。2023年12月中旬，一审败诉的教育机构上诉到了天津一中院。

　　调解室内，余庆劝被上诉人，“你想解除合同，要有充分证据证明符合合同解除的法定条件。教学质量这个标准不太好衡量，培训机构确实经营很艰难，现阶段能够协商变更合同履行方式已经尽力了。”又劝上诉人，“孩子已经过了课程年龄，考虑到案件具体情况，继续履行对家长来讲也是负担。”双方当事人在法院的多轮调解下基本达成了一致，各让一步，调解进行得非常顺利。

　　可最初，双方的态度可不是这样，家长已经胜诉了，就想快点儿拿到钱，机构运营艰难，更是败得心不甘情不愿。

　　径行判决，确实最快，但余庆和刘美茹还是想调调看。

　　“快点儿开庭吧，反正他们得赶紧把钱退给我！”电话那边，李先生又生气、又失望。

　　“差的又不是他一家，反正现在是给不了他这个钱。”教育机构也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

　　接下来的两周，余庆和刘美茹给双方反反复复打电话做工作：“对于课时费，逃避不是办法，不然始终是个负担。”“首先得能拿到钱，钱放到口袋里才能踏实，对吧？”“你们现在的给付能力是个什么状况？能不能再想想办法？”“根据他们机构现在的状况，你考虑一下能不能接受目前的给付方案？”“那你们按这个数尽快筹齐好吗？年也能过得踏实些。”“2月5日行吗？”……

　　窗外依旧弥漫着凛冬的寒冷气息，而调解室里已悄然照进春日的和煦暖阳。

　　在调解书上签字的那一刻，双方都如释重负。上诉人现场拿出手机给李先生转账了8000元。

　　走出调解室，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我能感受到法官做了很多工作，打了很多电话，谢谢法官！这下，这个年能过踏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