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适用国家法律作出裁判，是司法者的基本职责，也是构建法治社会、司法权威的必要途径。然而，若缺乏对法律规范和立法精神的考量，僵硬地适用法律条文，作出与公众认知和社会实际相背离的司法判决，就易导致机械司法。延安时期，针对机械司法的现象，司法系统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以法官培训、司法监督等多种形式予以纠正。

　　机械司法的表现

　　延安时期，是党领导法制建设卓有成效的时期，也是立法、司法发展较快的阶段。在立法方面，突出的特点就是及时地以法律法规形式贯彻党的政策方针，具体体现在各个根据地的施政纲领、土地法、婚姻法之中。但同时，也存在法律规范不完备，立法与社会实际脱节等现象，加之专业司法人员的缺乏，对司法解释方法的生疏，对政策把握不准，这是导致机械司法的主要原因。

　　在根据地的司法工作中，部分司法人员机械地、教条地适用法律，有着浓厚的形式主义色彩，“他审理案事，怕麻烦，不负责任，三言两语，得了就了。至于已否得出案事的真象他不管”。有的当事人说，个别司法人员观察问题完全是机械的、表面的、片面的，凭信自己的主观见解，形式地执行一切程序法，而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坐在屋子里推测案情。这些司法人员的态度与作风，是司法形式主义、机械教条的典型表现。

　　在一些个案审判中，形式化地运用法律条文，机械地作出判决的现象时有发生。最为知名的案例，是封捧儿婚姻案的初审。封捧儿的父亲封彦贵与张柏的父亲张金才立有婚约，并且交付十块银圆作为彩礼，封捧儿成年后，因当地彩礼大增，封彦贵意图悔约，张金才不愿意，县政府第一科几次调解无效，遂判决婚约无效。之后，封彦贵又把女儿许配给他人，张金才以“买卖婚姻”为由，将其告到政府，当地政府依《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判决新的婚约无效。再后来，发生了张金才等人抢亲事件，初审仍然没有仔细地调查，就依据“抢亲罪”判处张金才等人徒刑，并再次宣布张柏与封捧儿婚约无效、彩礼没收。

　　在根据地的婚姻案件中，还有一些机械司法的现象。抗日根据地大多颁布了保障婚姻自由的婚姻条例，反对包办、买卖婚姻。但是在民间，结婚都有馈送彩礼的习俗，有些彩礼，男女双方确实是自愿的，但个别司法人员不顾实际，机械地应用法律条文，只要有馈送财物的事情，一概视为买卖婚姻，甚至没收彩礼，引发群众的不满。

　　在继承纠纷中，由于各个根据地的相关立法较为匮乏，同样有机械司法的事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绥德分庭在处理一起窑产继承纠纷时，未能完整理解“照顾善良风俗”的政策法令，片面地依据“祭祖先后”的习俗，取消了陈姓当事人继承多年的窑洞和场院，导致当事人上诉；另外有基层司法机关在处理继承纠纷时，因当事人在祭祀中未让被继承人之族人先行礼，以违背丧葬习俗为由，取消当事人已经继承多年的土地八垧半，引起当事人的上诉。

　　对机械司法的认识

　　在党的领导下，1942年开始，以延安为中心，在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普遍的“整风”运动，“整风”的重点，就是避免教条化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毛泽东指出，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教条主义的问题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改正这种片面化的缺点，就可能在工作中犯错误。为此，在各级各类干部中开展了教育培训。1942年，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工作中必须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好谈政治而忽视专门业务是不对的，但局限于专门业务而忽视一般政治的倾向，也是不对的。合格的干部，应该既能精通专门业务知识，又能掌握政治方针与政策。

　　在此背景下，党的领导人对机械司法作了分析批评，提出改进的办法。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的司法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批评坐“衙门”断官司、“过堂”板起面孔的作风，认为之所以出现机械司法等现象，司法判决不能令人民满意，是因为没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使司法工作同人民取得密切联系，“对处理案件，应从历史上全面地分析，获得经验教训，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对于自己，那就是很好的锻炼”。

　　延安时期，各个根据地在司法工作会议上，多次批评将法律与根据地政策机械分开的做法，将之斥为司法的教条主义。之所以不能机械地区分法律与政策，是因为法律“教条”有其狭隘性与缺陷性，社会现象多种多样，绝不是几千几百个条文能包括了的，正因为此，制定法令时必须留有一定的伸缩范围，其有不足以判决例、解释例，再不足补充以特别法令，再不足修正。不论如何，法令总不能包罗万象，总是赶不上客观事物的丰富与复杂。相对地，政策是政府当前的施政方针与纲领，掌握政策就不会迷失方向，犯原则上的错误。同时，机械的法条主义，忽略了人类社会的变动不居，法令有其相对的固定性。一定时代和一定地区的法令，只能适用于那一定的时代和地区，换一换就不适用。抗日根据地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暂时还未建立一套完整可以适用的法令体系，不得不暂时酌用“旧法”，法官就更需要了解党的政策，掌握政策，否则就会成为“旧法的俘虏”。

　　由于战争的环境，加之专业司法人员的缺乏，司法正规化不足，延安时期有时也将重视法令条文、司法程序的做法不当地纳入机械司法范围，对此应该作历史地理解。但总体而言，脱离了党的政策机械地适用法令，或者作出违背老百姓常情常识常理的判决，是机械司法的典型表现，而其成因，主要是个别司法工作者教条主义地、片面地理解法律，不能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存在主观主义等问题。

　　对机械司法的纠正

　　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司法系统对如何克服机械司法、法条主义的现象进行了多种探索，其中，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司法会议、加强司法教育培训，通过审级制度的监督纠正以及贯彻群众路线的司法作风，是最主要的方式。

　　通过司法会议提高司法人员的认识。延安时期，各个根据地多次召开司法会议、推事审判员联席会议，通过会议总结机械司法等一系列问题，改进工作。

　　边区立法对贪污、鸦片等犯罪的处罚规定较重，1938年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贪污五百元以上者处死刑。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会议上，雷经天就刑事案件审判指出，贪污犯不可放纵，但也不必用重刑。视贪污情节之大小而定，贪污很多，有碍经济发展者，应予以严重处分。鸦片烟毒案件之处分，向来是很重的，但要视不同的环境而灵活变动，如过去规定贩卖鸦片三两，价值五百元者即行枪毙，但抗战时期物价波动较大，“可以酌情处理”。

　　1945年，陕甘宁边区召开推事审判员会议，专门检讨司法工作。对此次会议，马锡五曾指出，应通过会议把司法工作、司法作风检查一下，因为在老百姓看来，政府的好坏就是司法工作如何，能不能把案子调解好，把问题处理妥当。

　　通过司法培训提高司法人员能力。1949年，谢觉哉在司法训练班上专门指出，旧社会司法人员“法条主义”的问题：手里拿着“六法全书”，学的时候，一条一条地念，用的时候，一条一条地套。这种方法在我们今天是不适用的。不是立好了法叫我们来司，而是要我们在司法过程中去分析社会情况，搜集司法经验，作为立法的准备。

　　通过审级监督纠正。封捧儿婚姻纠纷案件上诉后，陇东分庭庭长马锡五很快做了详细的调查，特别是询问了封捧儿和张柏等人的意见，他批评了华池县司法处的初审判决，因为它维护了禁止包办婚姻和强迫婚姻的“法条形式”，却忽略了封捧儿等两个青年人自己的意愿，初审也未能充分地调查以了解当事人对婚姻的态度，只是依据封彦贵的说辞作判决。而马锡五的二审判决，在形式上有灵活性，坚持婚姻改革的革命法律原则，做到了让各方都能接受。

　　在继承纠纷案件中，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坚持了党的政策，同时照顾社会公认的情理，批评了部分判决对民间不合理的“祭祀、兼祧”等旧习俗的迁就，纠正了基层司法不适当的判决。

　　通过深入群众避免司法的主观教条。延安时期，机械司法现象的出现，很大的原因是部分司法人员脱离群众，未能对案情进行深入调查。马锡五指出，办案要走群众路线，真正的群众路线，不是形式地下乡去，或者“尾巴主义”的放任，而是认真地关心群众，提高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因此，无论是婚姻法令的实行，还是土地、窑产纠纷的解决，一批司法工作者应走出法庭，走向田野，倾听群众的呼声，真正地实现让老百姓能理解、能感受到司法公正。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