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树立劳动模范的做法，到延安时期进一步采取了规范化方式评选与奖励劳动模范。1943年，陕甘宁边区颁布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及其代表选举办法》，该办法不仅规定了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要由群众选举产生，还详细规定了选举的范围、标准、方式等。在众多评选出的劳动英雄中，诸如特等劳模郭维德、吴满有、申长林，甲等劳模安兆甲、岳先芳等，他们不仅是生产的模范，而且是民间纠纷调解的模范，对于当时社会治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刊登于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调解故事不仅折射出劳动者的民间智慧，更彰显了劳动者的主人翁情怀，对于当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或许有着些许现实的启示意义。

　　将心比心化危机：郭维德调解哨兵误杀村民案

　　八路军炮训队在绥德驻扎。1943年正月初四晚，队部门前担任警卫的哨兵在昏暗中看见一个人从后沟走出来。他如同对每一个经过的人一样高声地问是谁。连问三声没有回答，哨兵命令这个人站住。那个人仍径直往前走，哨兵只好朝天开了两枪以示警告。那人撒腿往后山跑。哨兵追他并开枪，他应声倒下。人们听到枪声围拢上来发现死者是西直沟村村民常士海的哑巴儿子，并不是什么坏人。死者家属气冲冲地将尸首抬到队部的院子里，又哭又闹。村主任郭维德耐心地安慰他们说：“人已经死了，也哭不活。我比你们还要伤心哩，村上少了个好劳动力。再咱们要看看，炮训队平常对老百姓像家人一样，和哑巴又无怨无仇，也不知道他不能讲话。他这回揽工回来，连我还不晓得，他出来时候跟上个人么。这几天，情况又有些紧，顽固派想趁年关来捣乱，警卫严也完全是为咱西直沟安全。意外已经出下了，大家还是平心静气，商量着办后事才对。你们放心，有我老郭，保管对得住你们。”劝解了半天，常士海才吩咐家人将尸首暂时抬回去。临离开部队时，郭维德特别关照炮训队的指导员说：“千万不敢处罚这个警卫同志，他对革命工作是负责的。”第二天郭维德借了一些钱，完全照着常士海的意见，替死者买了裹棺穿戴，帮助安葬了。常士海的家属对于后事的办理相当满意。郭维德担心这桩事引起群众对军队的误会，影响军民关系，就召开了一次村民大会。他除了报告这件事的处理经过外，还着重对双方做了公正的批评和解释，借此机会教育大家。炮训队的指导员和常士海都自动地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从此军民更加亲密起来。群众一致赞扬郭维德的调解。

　　以理服人化矛盾：吴满有调解骂人打人案

　　延安县吴家枣园住户孙兆魁的牛把邻居李旺盛粮食囤上的草吃了一些，被李旺盛发觉。李旺盛当即将牛赶走，大骂孙兆魁，孙兆魁听到后忍受不了，于是和李旺盛争吵。同村有徐泉水、张林为孙兆魁打抱不平，和孙兆魁三人齐上阵，把李旺盛痛打一顿。李旺盛气愤地告状到了政府，政府将该案交吴满有调解。吴满有事前已从村民口中知道了该事件的经过，又问过了双方后提出：“李旺盛骂人不对，孙兆魁等三人打人更不对，罚他们三人给抗属背二百斤柴。”并征求群众意见。大家对这样的处理都很满意。

　　互谅互让化瓜葛：申长林调解夹袄被烧案

　　蟠龙区申长林住的马家沟，有兄弟俩，一个叫刘生旺，一个叫刘富旺，二人分开住。刘生旺的伙计去刘富旺家取火种，火星落在刘富旺妻子的夹袄上，烧了一块，二人发生争执吵起来。当时申长林在一旁，劝说了几句。刘富旺碍于申长林的情面，即停止争吵，但心怀不满。刘富旺与刘生旺共用一头牛，刘富旺的地已犁完，刘生旺准备赶牛去犁地，刘富旺挡住不准拉牛。刘生旺知是为前天事寻气，很气愤，就去区政府告状。区政府问明情况后将该案交申长林处理。申长林对刘生旺说：“烧了人的夹祅不赔，还能告状？刘富旺挡住牛不让犁地，大家在一起说说，说开了也就对了。跑到区上，都耽误了生产，你自己说值不值？”于是刘生旺与家人商议，准备给刘富旺钱以赔偿损失。刘富旺知道后气也消了，说：“钱我不要，只要话说开了就对了。”刘生旺家人见事因此了结，亦感不安，说愿意到刘富旺家帮忙赔罪。最终双方恢复了和气。

　　真凭实据化纠纷：安兆甲调解村民土地纠纷案

　　镇原县的安兆甲干什么事都非常热心认真，搞互助，他领头；大生产，他实干。他主动调解土地纠纷，主持公道，化解矛盾，从而得到了群众的信任。仅1943年，经他调解的土地纠纷就达十余件。如该乡姚成俊将110亩地卖给张炳文，当时写有地界契约，次年春播时，张炳文把地畔向前延伸，占去姚成俊土地一亩多，于是二人闹起了地界纠纷。安兆甲即主动出面，找来姚、张二人，并请来了解真相的“地媒”，以契约为依据，实地查勘，当场公断，顺利地解决了这起纠纷。

　　大事变小化恩怨：岳先芳调解物品失窃案

　　河南人牛万成逃难到柳林四乡北沟村，随同他一块来的还有个叫苟登的人。一天，牛家的人出门去了，苟登就进去偷了一个布包，内有八尺布、五尺褥、一双袜子以及一些零碎东西。牛家到第二天才发觉失窃，急忙向村长岳先芳报告了。由于苟登平时好逸恶劳，大家怀疑是他干的，但是没有证据。岳先芳在当晚召集全村的男女老少开大会，和大家说：“咱北沟村革命后，一直组织得好，从来没有丢失过东西，前几天牛万成家却丢失了些东西，我想谁也不应该这样做，譬如说你们的吃穿不愁，如果再做这样的事，我是绝对不允许的。偷东西的人也到会上了，要你很好地估计一下，谁偷了我也是知道的，就是要你自己来送赃物，自己承认错误；如果你说不送东西，就是不想悔改，交政府去处理。最好赶明天早晨将物送到我的门上。”第二天早晨，岳先芳一出院子果然看到一个包袱在院子内放着，就是牛家的失物，里边的东西一件不少。后来岳先芳找苟登谈话，苟登承认了此事，决心悔过，改掉小偷小摸的坏毛病。

　　启示

　　在1945年1月10日，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明确指出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劳动英雄调解民间纠纷故事展现了延安时期劳动人民的个人才智，更说明了劳动人民翻身作主后的政治热情，正如李维汉同志曾讲过的：“在旧社会被认为是‘下等人’的劳动人民，现在成了新社会的‘状元’，受人民尊敬。”这些劳动英雄调解民间纠纷与传统社会乡绅治理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与纠纷当事人是以平等的身份相处，更能了解真实的情况，更能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更能获得当事人的认同。劳动英雄之所以能成功调解民间纠纷，除了他们的个人能力，还离不开边区政府的领导以及群众的参与。政府领导体现的是政府的责任，要避免政府对调解放任自流而发生流弊，而群众参与是因为当地人更了解当地事，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当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在调解民间纠纷时仍可以从这些劳动英雄的经验中得到些许启示。第一，在调解的态度上宜早不宜迟。力求在事发地依靠群众迅速调解，拖延可能扩大事态造成小纠纷变大问题。第二，在调解的方法上，宜疏不宜堵。冷静地从双方陈述中分辨是非，参考群众的意见，分头说服，当面调解；调解时，像处理自己事情一样认真对待，并用实际例子引导当事人放弃成见，消除怨气，真正做到化解矛盾纠纷于无形之中。第三，在调解的路径上，宜众不宜寡。依靠群众进行具体的社会教育，反对搬弄是非、无理取闹，提倡团结友爱、互助生产的优良作风。进入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通过传承延安时期劳动英雄在调解中体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必将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与幸福感，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