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烨为村民们上普法课，活动结束后，村民围着他咨询法律问题。

陈烨为学生们讲解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案例和法律知识。

一起涉农村相邻纠纷案件中，陈烨赴现场勘验。

　　做个“多说一句话”的基层法官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单独把法治建设作为专章论述和专门部署，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纳入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党矢志不渝推进法治建设的坚定决心。

　　司法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司法人最要防范、克服自身日用而不觉的偏见，以防出现西方司法界常说的“一顿早餐好坏影响当天的裁判结果”。比如，男法官会不会偏袒男方，本地法官会不会因为乡愿而偏帮本地人……这都是要警惕的“先入为主”。然后，要多听当事人说几句，在法庭上、判决里多说几句，让当事人看到法官在为他考虑，以此消除“你为什么没有判我胜诉”的质疑。我想，这也是法院人在法治建设上的有所作为。

　　夕阳西下，法官陈烨和法警陈伟外出送达回来，影子拉得长长的。

　　早已过了下班时间。“你看他们很快乐的样子，仿佛他们才是一对儿。也不知快乐个啥？”陈伟的爱人向陈烨的爱人贺婷婷“吐槽”。

　　“那当然快乐了。别以为他们只是去送达，还要顺路看现场，肯定是又看到、听到了什么，有利于案子解决。”陈烨的徒弟龚春燕抢答。贺婷婷不失时机宣告：“明天的奶茶，我包了！”

　　陈烨在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工作已有相当长时间了。同事间依然流传着他刚入院时在田埂上跑赢被执行人的传说。陈烨却常思考“如果当初被执行人在追逐中发生意外怎么办”。从少年热血到中年多虑，陈烨像侠客痴迷匡扶正义般在乡间解决纠纷，以期自证“法律人应该做什么、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去油菜花田看现场

　　最近，陈烨在长兴法院煤山法庭的首案正被拍成法治微电影《消失的羊》。案情是这样的——

　　老太太80多岁，来到法庭起诉同是耄耋之年的老邻居。起诉书只有一句话：“五六年前，我家6只羊跑到她家，她拒不返还，现要求返还价款12750元。”

　　几乎没有证据。仅有的报案记录，也无法证明6只羊被邻居占有。如果简单依法办案，驳回诉讼请求也未尝不可，但陈烨没有。

　　“他一定要去看现场。”龚春燕说，如果评选最爱去现场的法官，他当之无愧。

　　“你哪里知道他去看了啥？那里已是长满油菜花的田地，说不定当年都不是油菜田。”龚春燕最开始想不通，陈烨一直跟着老太太的三轮车跑。跑到羊圈，搬起砖块坐在泔水桶旁，问东问西。但6只羊到底在哪儿，原、被告双方都不提。

　　龚春燕急坏了：“你看他不嫌热、不嫌臭的。”

　　在这样相互抱怨中，“病灶”浮出水面：6只羊还曾引发更大的冲突，老太太的丈夫因殴打被告，被判处刑罚。一来二去，老太太是不是想着借“6只羊在哪儿”的悬案，出出怨气？

　　“典型的判决不难、破局难！”陈烨找到了人民陪审员、原煤山镇综治办调解能手李金荣，一起想办法。

　　刚开始，也曾考虑做被告工作，赔偿一点钱。但被告一句话打破了这个设想：“法官，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哪怕我就只赔偿一块钱，那是不是意味着我拿了她家的羊，我怎么能自己花钱买个贼当呢？”

　　法庭主持调解不应和稀泥。

　　“乡村老百姓或许不是太懂法律，但是他们会从你的表情、语气、动作里，判断你是不是真在为他考虑。”陈烨就这样一趟趟跑，一次次调解。老太太都看在眼里，认识到自己没有证据，法庭也尽力调查了。最后撤回起诉，承诺既往不咎。

　　“用老百姓的方式讲法律，在办案中倾听老百姓的诉求，在分清情和理之下讲好法律。”陈烨说，这其实就是基层法官要做的。

　　龚春燕渐渐感受到，“看现场”简直是陈烨的基层司法哲学命题。

　　“请叫我陈二”

　　别以为陈烨办案像个泥腿子，他原本很有些书生气。

　　爷爷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律师，1982年出生的陈烨比同龄人更早接触法律，再加上香港律政剧拱起了“火”，学法律、考法院，顺理成章。大学的法律课上以及毕业之后，陈烨都有点“自命不凡”：“法律人从事着这个社会中最正义、最公平、最神圣的事情。”

　　2006年进入长兴法院，2010年选调到乡镇工作三年，后又回到法院。长兴法院谁都能讲几个他的故事。

　　贺婷婷就是听着这些故事，不动声色开始与陈烨的爱情。她2011年考进长兴法院，经人介绍认识陈烨。第一感觉是“怎么还有这么古怪的人”——红色帆布鞋、双肩包，与乡镇干部身份格格不入。和同事一起去基层法庭的班车里，“哎，你看到了吗，陈烨QQ空间昨晚又更新了！”“高考了，等着看陈烨朋友圈高考作文……”她不动声色，以便随时“撤退”。

　　“你能不能帮我网购这个胶片相机？”陈烨喜欢摄影，拍背街小巷、拍夕阳西下，数码相机已不能满足他的光影爱好。他甚至没有支付宝，全部身家都在一本银行存折上。

　　时至今日，陈烨作为互联网第一批“冲浪者”，也没学会点外卖和网购。衣食住行全要仰仗比自己小7岁的贺婷婷。“他常常加班，饭也会忘记吃，我在哪儿都不能忘记给他点外卖。”她笑着说丈夫是“生活低能儿。”

　　让她坚持下来的，是陈烨从始至终的柔软心肠。

　　第一次看完电影，深夜开车送她回家。途中陈烨突然停车“你在车里等等我。”原来陈烨看到灌木丛边躺着人，下去发现是一名醉酒汉。忙乎一番，回到车上搓着手解释：“躺在这儿很危险，天气又冷，会冻坏的。”

　　没有陈烨不管的事儿。看到小区里窨井盖丢了，他拿起手机就拨12345；发现马路上路灯不亮了，他拨12345；察觉路面积水好几天了，他也拨12345……“如果热线后台做一个大数据分析，会发现这个公职人员最爱管闲事。”贺婷婷一边嫌他“事儿”，一边确定了坚持这份感情。

　　同事和朋友都被陈烨的耿直所打动，也会用网络热词“二”来形容他。陈烨也自知“有点二”，在QQ留言下说：“请叫我陈二。”

　　做了三年乡镇干部

　　“陈二”并没有停留在理想主义。

　　“突然发现，自己对有些东西还是会在乎，包括工作、前途、事业。一直以为可以活在20岁不谙世事的梦想里。却开始有些小小的贪婪，那个曾经潇洒不羁的陈小烨哪里去了。”2010年9月16日，他写下QQ日志。

　　当时，长兴正公开遴选乡镇团委书记，他没想到自己报名了，更没想到考上了。人生像是进了岔道儿，挣扎一番，他安慰自己，快三十而立，“依然保持善良的心，小宇宙里最本质的沙和尘都未变。”

　　2010年9月，他成了小浦镇团委书记、综治办主任。

　　一开始满身不得劲。遇到老百姓来说事儿，陈烨一开口就是“这个事情按照法律规定要这样判”，却往往压不住阵。村镇老调解主任成了他的老师：“老百姓更想听，他现在该怎么办，而不是你会怎么判！”

　　一个工亡事件，家属抬棺闹事，镇里干部赶去处理。连续两晚没有一点进展。直到村里德高望重的退休老支书前来助阵，事情才解决。但其实解决方案并没有变。“不同的人说一样的话，原来会有不一样的效果。”陈烨被现实世界教导，“老百姓不喜欢听你讲法律，得让他看到你在想办法帮他解决问题。”

　　对这种“鸡同鸭讲”的感觉，陈烨一时难辨其味。

　　当你用法律知识解答某些问题时，被人投来鄙夷眼神，似乎在说：第一，你在说什么；第二，说这些有什么用；第三，我就是不听，你又奈我何。

　　他把痛苦倾诉给大学师兄。师兄一语惊醒梦中人：“别小看这鄙夷的眼神，要知道你对他是否也投出过同样的不屑。这些眼神都是法治中国进程的绊脚石，但如果没有这一块块绊脚石，你又怎知现状即是如此？”

　　慢慢地，陈烨学着从非常具体的生存状态出发讲事情，慢慢有了乡镇干部的样子。

　　直到同事问起一份调解书出路何在，再次“点燃”他的小宇宙。一起赡养纠纷，调解书上载明：若干元生活费、若干斤大米。6年过去，被告一直未履行，原告也未申请强制执行。同事问他：“怎么办？”陈烨答道：“理论上不难，事实上不简单。”

　　这个法律人的回答，带着无力、无奈。

　　小宇宙开始“引爆”：“法律人应该做什么？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在QQ写日志时，陈烨没有确切的答案，只是越写越想回法院，“法律不仅在书里，还有太多心酸的事和人，也有不为外人所知的甜和美。”

　　2013年，翻滚在陈烨内心的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回法院”。甚至有了迫不及待的危机感。他多次跑到院长办公室表决心：“我一定要回法院！”

　　“多说一句话”

　　如愿回到长兴法院后，陈烨历任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太湖法庭副庭长、泗安法庭副庭长、刑事审判庭庭长，现任煤山法庭庭长。他钻在案子的“人情世故”里，其乐无穷。

　　“不同于十年前的书生气，现在的陈烨太接地气了。”民一庭庭长张蕾很佩服，“每次他出去普法，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围着他问东问西。”陈烨变得喜欢“走出去”，带着案子或不带案子，到村里走走看看；常年坚持亲自送达，对当事人察言观色。

　　2019年4月，他第一次接触刑案。从没想过，青少年犯罪如此之多。那个春天，搞好青少年法治教育成了陈烨心头大事。

　　焦灼在与刑庭老庭长的一次闲聊中打开。

　　一起交通肇事案，被告人也受了伤，老庭长前往其家中开展巡回审判，临走从身上摸了500元钱留下。“你没看到他家的情况，实在太困难了。能帮就帮一点吧。”

　　老庭长“多做一件事”，“我能不能在庭上‘多说一句话’？作为法官，给青少年罪犯一个鼓励或是训诫？”陈烨想到以往民事案件中，当事人说得最多的不是“法官，我的要求很合理，你应该这么判”，而是“法官，其实我不懂，你能不能跟我说说怎么办”。如果“多说一句话”就可以，为什么不？

　　一起青少年犯罪案件，刚成年的被告人因盗窃第二次接受审判。庭审中，指定辩护人提到被告人的身世：3岁父母离异、15岁辍学漂泊。母亲不愿过来。“她觉得这孩子已无药可救，索性不闻不问。父亲也不想再多管。”

　　这两年，孩子几乎都在监狱中度过。

　　“没有人能够决定出生的家庭与生活的环境，但每个人都能决定自己对待生活和成长的态度。”陈烨在法庭上对他说，“你今后的路还很长，我们衷心希望，也相信你能够明白，用何种态度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决定着你今后人生的去向。”

　　庭审结束，陈烨又把他留下来，再次郑重说道：“我们谁都不希望在法庭上再见到你，这是真心的。”

　　此后，陈烨把“多说一句”延伸到几乎所有案件之中。一个母亲因容留吸毒被审判，陈烨为她分析：“这是给孩子做多坏的榜样啊？”被告人当庭痛哭。

　　这些话到底有没有用？陈烨也不确定：“审判是我们的职业，却是他们的人生。如果我们多说一句话，能够改变他们的人生，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概率，为何不试一试呢？”

　　这是他作为法律人的觉醒。法律人的觉醒，不仅在于对别人说，“因为是对的，所以你必须遵循”。也在于对自己说，“因为是对的，所以我确信”。

　　小案件也能收获“伟大判决”

　　今年上半年，陈烨收到一诉状，兄弟俩因为几张瓦片闹到法庭。

　　老二觉得老大趁他不在翻新房子，把黑瓦换成琉璃瓦，导致雨水冲刷速度变快，一旦下雪则会砸坏自家，要求老大拆房。兄弟俩本就吵了40年，互不退让，案子进入审判环节。

　　为证实雨水冲刷速度，陈烨去实地测量，提上一桶水，爬上房顶，浇下来做实验。结果显示，冲刷效果变化不大。

　　不过陈烨没有就此定论。

　　因涉及邻里纠纷，陈烨把村镇调解主任请来，在法庭的“三治讲堂”，将现场所拍照片作为证据材料展示，想听听老百姓的看法。讨论非常激烈，大多数人支持驳回原告的诉求。这下陈烨心里有了数，开庭宣判驳回。“判决不是一家之言，要依据法律规定，也要符合民意。”

　　考虑到双方矛盾激化，村民讨论又那么激烈，陈烨的判决说理特别翔实。除现场实验全部数据，他还写道，一处小小的过道不应隔离亲情，一处瓦片的翻新不能盖过内心深处的同胞之情。本院在与双方谈话中发现，双方对于彼此在过往生活中的照顾和关心都未曾忘记。本院希望双方从最小的一件事情做起，那就是彼此遇见时，微笑地打个招呼，说一句“最近怎么样、饭吃了没”。

　　后来，一审判决生效。

　　“我想用判决书说服当事人。他们的子女也会看到判决，看到法官没有糊弄他们。哪怕上诉，中院法官也能看到，一审为什么那么判。”虽然处理的完全不是大要案，但陈烨还是认为，标的再小的案件，如果化解得当，那就是一份“伟大判决”。

　　基层法庭面对的大都琐碎，两口子闹离婚、邻里建房、兄弟分家……在鸡毛蒜皮里主持正义，陈烨对居中裁判有了更深的定义：首先要摒弃先入为主，多说一句话，多听一句话。

　　把“我”摘出去，是司法者的一种境界。

　　为这境界，龚春燕等团队成员也被折磨得不轻。一起容留吸毒案件，被告人忽然提及自己有立功情节，但案卷中并没体现，陈烨为此休庭，四处打电话查证。本应简短的庭审，他硬是跑了三趟看守所。“被告人也是人，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们，忽略其合法权益。”

　　在龚春燕眼里，庭长还有很多“龟毛”（闽南语。指由于无趣、认真而产生一些异于常人的行为）操作——

　　阅卷草稿纸不能扔，都要放进证物袋，那是他办案的心路历程；复印件也不能扔，结案后他可能还要翻找回顾；判决书校对要经历三天“难产”，因为他翻来覆去核……

　　但当陈烨要从刑庭调任煤山法庭时，龚春燕还是在双向选择中决定跟他去法庭。“他虽然增加工作量，但也能提供很多情绪价值。”

　　“让当事人对司法多一份信服”

　　回到思考的母题——“法律人应该做什么、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兜兜转转间，陈烨在思想和实践之间来回摆渡，早已不再“自命不凡”：法治应该是时代的火车头，但更多现实意义上，法治包括法律人还应该是社会链条上的某个齿轮，他的存在更多是衔接。

　　与此同时，他说：“法官这个职业依旧神圣，只是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不可能我说的话都正确，别人也不可能一定听我的。”

　　在一起合同纠纷中，陈烨通过转账记录等证据，推断双方协议有悖常理，可能存在笔误。为此，他赶赴上海，问询经手人。起初都是顺畅地沟通，直到谈及协议是否有笔误，经手人拔腿就跑，在长长的走道里，陈烨立刻一边追，一边掏出手机录像。

　　有了这段视频，陈烨结合大量查证工作，形成内心确信作出判决，帮原告挽回400余万元损失。

　　“居然还可以这样办案，这样调查取证！”小伙伴们大为震惊，也通通被说服。案子经过二审、评查，都维持原判。

　　陈烨也更加坚定，法官多花精力、多花时间调查取证，才能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让司法为民变成现实。“老百姓可能千奇百怪的起诉书和诉讼请求，简单看，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但事实上，只要案件到了法院，就不应当成是别人的事，多说一句话、多听一句话、多做一件事，引导当事人在一个诉讼中彻底解决纠纷，才能让当事人对司法多一份信服。”

　　这是法治齿轮转动的声音。为减少当事人因诉讼能力欠缺导致纠纷丛生与蔓延，长兴法院成立司法普惠中心，集合当事人诉讼能力画像指引、多部门多跨协同、解纷资源调配等多种司法工作，让涉诉纠纷的实质性化解多一份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