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汲取中央苏区时期的法制建设和司法实践的经验，不仅是传承红色法治基因、赓续红色法治血脉的需要，更是推动新时代司法工作、建设法治强国的需要。

　　中央苏区司法的初步实践

　　1930年冬到1931年秋，中国共产党先后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使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全国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根据地——中央苏区。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的召开，标志着我党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

　　为了稳固刚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在有效吸收和借鉴苏联法律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等多个方面的共计120余部法律法规，初步建起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法律法规体系，同时，创设了临时最高法庭（最高法院）、司法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农检察部、各级裁判部和军事裁判所等司法机关体系，以及公开审判制度、巡回审判制度、人民陪审制度、辩护制度和调解制度等司法制度，为大力开展司法审判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

　　由于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面临的革命斗争形势严峻，反革命势力大量存在，亟须打击和清理，同时又出现权力滥用、贪污腐化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政权的巩固，因此，在刑事方面，司法机关的主要职能体现为惩治反革命犯罪和贪污渎职犯罪。临时最高法庭成立后不久，就于1932年2月25日和26日第一次开庭审判曹某某、孔某某和陈某某三人重大反革命案。通过大力惩治反革命分子，进一步肃清了革命队伍中的敌对势力，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在惩治贪污渎职犯罪方面，中央苏区政府颁布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等法律法规，大兴检举贪污浪费之风，发动群众提供证据和线索，有效惩治了贪污腐败分子，并将犯罪行为和判决结果公布在《红色中华》等报刊上，起到了警示教育作用。“经过两个多月，获得了大的成绩”（1934年3月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被检举人涉及的机关有中央总务厅、财政部等7个部门，还有中央印刷厂等7个国家企业，以及部分群众团体，被检举的贪污腐败分子多达43人。

　　根据群众“以和为贵”“息讼”“少讼”的心理特点，司法机关充分运用调解方式处理民事纠纷，并注重到群众中、到纠纷现场去调解，在查清事实、厘清争议焦点的基础上，做双方思想工作，促成和解，收到案结事了的良好效果。何叔衡在担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期间，妥善处理了瑞金合龙乡的“抢水”纠纷，体现了司法干部深入现场、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

　　中央苏区司法的人民性特征

　　法律制度确立人民主体地位。自由、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在苏维埃政权确立时就成为一般的法治原则。中央苏区时期，通过大量的立法活动，将工农群众的民主权利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上升到国家的意志，从此人民民主权利有了强有力的保障。

　　在政治权利方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了十六岁以上的公民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以及婚姻和宗教信仰的自由等，从而保障中华苏维埃政权“代表广大民众”，实现权力真正属于人民群众的“民权主义”。正如《益世报》（由比利时人雷明远和中国人刘守荣在天津创办）所载：“昔之认为须有皇帝以统治天下，至今则认为人民也可以管理国家；昔不知开会为何事，今则不但知之，且可选举委员，当主席。”在经济权利方面，通过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失业津贴，通过废除苛捐杂税为工农群众减负，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帮助他们脱离压迫和剥削。在文化权利方面，实行免费的普及教育，并针对不同的人群，制定不同的教育方针和法律法规，以充分保障工农群众的受教育权。

　　司法工作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路线，是中央苏区司法工作最显著的特色。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司法机关和群众建立鱼水之情，在推动工作顺利开展的同时，司法教育群众的作用也得到了最大化。

　　司法机关通过推行巡回审判制度、公开审判制度和人民陪审制度等，吸纳广大群众参与庭审，并公开庭审的法律依据和结果，以真正达到接受群众的监督、提高群众参与司法的目的，同时进一步宣传法律政策，使法律的教育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司法目的保障人民群众权益。中央苏区时期的法律制度和司法活动，根本目的都是服务于群众的生产生活，维护群众的合法利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制度和彻底地改善农民生活。中央执行委员会第6号训令，则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其目的就在于“建立革命秩序，保障群众权利”。

　　通过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将土地分配到农民手中，农民有了土地，就有了生产的积极性。同时，颁布《开垦荒地荒田办法》，鼓励广大农民开展农业生产、开垦荒地、培育良种，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生产条件。此外，中央苏区政府还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规定中央苏区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切实减轻工农群众的负担，有利于更好的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

　　中央苏区时期，还十分注重司法的便民性。中央苏区注重司法语言的通俗化和司法手续的简便化，以使群众易于接近和理解司法。群众不会写诉状，允许其口头提起诉讼，方便群众通过诉讼维护自身的权益，特别是对文化落后的农村偏远地区，给予了民众极大的便利。

　　中央苏区司法的时代价值

　　坚持党的领导，把准“方向力”。中央苏区时期的法制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着正确的方向规范开展、有序推进的。正因为坚持了党的全面领导，中央苏区的司法工作才能够依法、规范、有序地开展，较好地维护了社会稳定，保障了群众的权益，推动了革命斗争走向胜利。人民法院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做到维护核心、绝对忠诚、听党指挥、勇于担当，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的根基。

　　站稳人民立场，汇聚“同心力”。董必武同志指出：“人民司法的基本观点之一是群众观点，与群众联系，为人民服务，保障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的正当权益。”中央苏区时期，何叔衡、董必武和梁柏台等革命先驱，不论职务高低，将自己当作工农群众的“公仆”，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踏上新征程，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公平正义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能动司法，着力拓宽人民群众参与、监督司法工作的渠道，让司法审判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获得感。

　　秉持公平正义，增强“公信力”。董必武同志指出“有法不依等于无法”。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疑案，中央苏区司法机关十分慎重，临时最高法庭不断以指示信的形式，要求办理刑事案件一定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程序合法、量刑适当。中央苏区的司法机关在工农群众中之所以有很高的威信，就是因为做到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来审判案件，实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公正司法，将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转化为新时代新发展阶段能动司法的生动实践，聚焦“公正与效率”这一司法审判工作永恒主题，坚持促公正、提效率，把能动司法理念和“抓前端、治未病”要求，贯穿审判执行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努力实现个案办理“三个效果”有机统一。

　　（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