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月前，我岗位调整，到执行局负责执行接待工作。在人来人往的执行接待大厅，我见过怒火冲冲和充满恨意的当事人，也见过满脸困惑与满腹委屈的当事人，我想让所有剑拔弩张都转为一团和气，但握手言和的总是少数。在紧张的工作间隙，我有时会想，我还能做些什么？

　　那是一个工作日的下午，一位老人家通过安检后向窗口走来，双手颤抖地将两份皱巴巴的判决书和一叠干净整齐的医疗费发票递给我。我拿过判决书一看，老人家今年已经86岁，那叠医疗费发票总共有1500多元。

　　老人说自己的诉求是想要其中一个继子承担三分之一的医疗费，即500多元。案件事实清楚，按照常规接待程序，我只需要帮助他进行强制执行申请立案，后续案件会分配给经办执行员，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我问老人家继子的履行情况时，老人却一直以“我听不清”作答。直觉告诉我，这家人之间肯定矛盾很深，如果简单让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可能会加深双方的隔阂，我想，不如直接让老人家的继子将医疗费转账到位。

　　于是，我马上联系其继子，说明事由。对方似乎对此习以为常：“我明天来法院审核一下医疗费发票，再把款项直接转账给他。”

　　第二天，老人家的继子依约前来履行，并跟我说：“我通过村干部和父亲沟通过，以后让他把医疗费发票放在村里，我确认后就会把钱打给他。”案子处理得很顺利。我没有过多去了解这家人曾经的恩怨，横亘在漫长岁月面前的伤口可能已经结痂，不忍直面的过往需要时间的力量洗刷。

　　我们参与调和矛盾，劝导当事人放下纷争，但求一个案结事了。我们能做的、需要做的，是努力搭建起一个输送公平正义的桥梁，让对立的双方在理智的空间内寻找对话的机会，在诉求和履行间寻找一个合法合情的支点，弥合他们的裂痕与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