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诉审查庭副庭长 胡林强

　　有人说，推开法庭之门，能看见人生百态。其实，回首在法院工作的这十几年，办理的每一起案件，就像上演着一部部不同的影片。那一通从海上打来的电话，始终让我记忆犹新。

　　“我在船舱信号不好，到甲板上……说。一年……要工资，每次……把我赶出去……几乎绝望了。”秋天的深夜，话筒声音断断续续，就像甲板上的海风一样。

　　这是一起原审原告作为再审被申请人的劳动争议民事申诉案件。当事人蒋小军（化名）没签劳动合同就入职了某公司担任销售，后来却遭遇欠薪。迫于生计，迟迟未能拿到工资的他辗转成了出海船员。

　　“我家就是普通的农村家庭。我学历不高，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都等着用钱，实在耗不起。”说到最后，43岁的北方汉子撇下一句话，匆匆挂断了电话。

　　一般来说，案件到了申诉审查阶段，当事人能达成调解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按流程处理这类劳动争议案件最简单实际，驳回就行。但闭上双眼，电话里的声音却始终在我脑海盘桓，委屈、不甘和咸涩的海风融为一体。

　　公正和效率，是群众对法院的期待，更是一份责任和承诺。要让正义跑出加速度，真正实现案结事了，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我暗自下定决心，想办法彻底为矛盾画上句号。

　　“这个人就是个无赖，来法院诉讼之前他天天去干扰公司正常办公，现在还把我限制高消费了。”虽然早有预感，但接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希（化名）的电话时，扑面而来的火药味儿还是让我有些意外。在刘希的讲述中，忘恩负义甚至都不足以形容蒋小军的行为。他几次强调，公司与蒋小军是合作关系，蒋小军讨薪是因为他放弃了合作。

　　其实，蒋小军提交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这无可争议。要让这位极具偏见的当事人心服口服，注定是一场攻坚战。

　　“公司对蒋小军进行劳动管理，蒋小军从事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活动。”“蒋小军出来打点工赚点钱也不容易。”……从法理剖析到情理劝导，好几轮交道硬打下来，刘希的口风好不容易有所松动，补偿金额又成了解决矛盾的拦路虎。

　　“和解也行，我愿意出两三万，这样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沟通了十几次之后，听到刘希的调解方案还是与判决金额相差巨大，我不由得心生沮丧。放下话筒，眼前却再次浮现出海上中年男人的愁苦面容。要不，还是再试试吧！

　　抱着一丝希望，我联系上公司代理律师，双管齐下。这一次，律师似乎也被打动了，回复说：“我也觉得两三万确实太少，我再做做工作。”

　　又是没有消息的两天过去，我心里也渐渐泄了劲。在做了好一会心理建设后，我想着再给互相最后一次机会，拨通了刘希的电话。

　　“法官，您真有耐心，这前前后后多少回了。考虑到我的其他合伙人，我愿意再增加一些金额。”没想到刘希的态度终于有了松动。

　　2022年10月24日的午后，秋日的东海格外湛蓝，甲板上又响起了熟悉的电话声。“考虑了判决金额和案件实际情况，法院给你多争取了一些钱，一会儿你会收到转账信息。”

　　电话那头，蒋小军似乎想多说些什么，顿了一下，又咽了回去。海风呼呼而过，不断摩挲着话筒，最后，只留下一句“谢谢……”

　　审理一个案件，把矛盾争议一次性彻底解决，维护公平正义，恢复正常秩序，这，就是我所追求的办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