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一部经典的文学名著，描写了梁山众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追求正义的故事，表达了他们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状态下对公平正义的呼唤。

　　义——传统正义观的集中体现

　　“替天行道”一词贯穿《水浒传》全书，如第十九回写道：“替天行道人将至，仗义疏财汉便来。”第二十一回载有“替天行道呼保义，上应玉府天魁星”等等。“替天行道”作为《水浒传》的内容主旨，既契合了梁山众人的价值观念，也体现了正义最高的价值准则。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正义”一般是用“义”来表述。“义”有多重含义，东汉刘熙所著的《释名》云：“义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明代大儒丘濬在《大学衍义补·详听断之法》中对“义”进行了解释，所谓“义”就是区分正当与不正当的标准和依据，最终都是以理或者说以是否合理为准。因此，在传统中国正义观中，合理是当然之规则，而合理就含有义的适宜、恰当、正当、应当、公平之类的含义。

　　中国伦理学史上，儒家将“义”作为道德的基本范畴之一，且从属于礼、仁；墨家则将“义”视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墨子说：“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经过秦亡汉兴的历史变化，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吸收各派思想成果，将“义”作为伦理体系中道德基本范畴确定下来。

　　《水浒传》中，“义”是联结梁山众人的精神纽带，反映出他们反抗强权、铲除邪恶、“替天行道”的共同意愿，折射出丰富的精神内涵。比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痛揍小霸王、火烧瓦罐寺、大闹野猪林，武松醉打蒋门神，李逵抱打不平救刘小姐，石秀路见不平救杨雄等，体现了见义勇为、疾恶如仇的英雄气概；宋江的“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柴进的“轻财好施、扶危济困”等，体现了仗义疏财、救危扶困的君子做派；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位好汉聚义梁山泊，体现的则是真诚无私、患难与共的兄弟情义。

　　复仇——传统正义观的人性基础

　　复仇根植于人之本性，是一种恨怨情绪的发泄，是对“公正”观念的回应，其最早源于人类种族的自保性，乃原始氏族社会的遗风。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指出，“复仇的观念和习惯，在古代社会及原始社会中极为普遍”。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在《复仇与法律》一书中指出，“复仇，就是针对危害种族存在的攻击进行的反攻，然而复仇又不仅仅是本能地击退迫在眉睫的危害，它也会针对过去的迫害进行反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此慰藉自己的愤恨，或以此为戒，达到氏族间互帮互助、相互戒备、自为自保的目的”。随着国家刑罚权的出现，复仇行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在《水浒传》所描述的中国古代社会，复仇现象盛行不衰，为亲复仇、为友复仇、为君复仇，特别是侠义复仇，都是一种实现正义的形式。为义复仇，以义犯法，不仅成为古代社会司法裁判者宽宥赦免复仇者的理由，也被民间大众同情和理解，常常以孝义称之。《水浒传》中复仇的故事更是比比皆是，如鲁智深打死镇关西，为金翠莲父女报仇；武松怒杀西门庆、潘金莲，为兄报仇；雷横枷杀白秀英，为母报仇；秦明棍杀慕容知府，为妻报仇；李逵独劈王道人，为刘太公女儿报仇等等。他们复仇目的各不相同，为亲复仇，为己复仇，为素不相识的人复仇，这些都与正义密切相关，它表征了正义的人性基础。

　　中国传统正义观提倡人在道德上的自我完善，重视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价值，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正义观，令人遗憾的是制度正义的缺失，导致几千年来“旧制度”的循环往复，且并没有通过建立正义的社会制度，以达到实现正义的目的。

　　（作者单位：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