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资料图片

　　在发行了苏区货币后，红色政权一边着手废除旧金融体系一边建立新式的红色金融体系；不仅创建了多家银行，还建立了多种金融机构以便调剂金融。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后，遂开始办理存款、放款、汇兑、代理及组建信用合作社等系列业务，还于1932年7月发行了在苏区统一使用的红色货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制定了较为完备的货币政策和较为完善的金融制度，遵循了正确的纸币发行原则，并强化了货币管理。更重要的是，苏区红色金融自始至终以信用为生命，一诺千金，以取信于民。

　　金融体系的破旧立新

　　红色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首要的是废除高利贷对民众的剥削。1932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借贷暂行条例》明确规定：“根据苏维埃的政纲取消和废止一切高利贷形式的借贷，过去高利贷的契约完全宣布无效并焚毁之，同时严禁以后不得再有放高利贷事实发生。”显然，金融战线的斗争，首先就是要摧毁反动的金融体系。因为高利贷剥削极其残酷，苏维埃政权是用革命法制去禁止一切试图在苏区恢复奴役与高利贷关系的企图。

　　近代中国的乡村金融本已日趋枯竭；在取缔高利贷以后，闽西等苏区一度出现了民众借贷无门的困难局面，农民等的资金补给遭遇了困难，影响了农业生产资金的周转，加剧了根据地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所有这些，包括国民党经济封锁之后的金融恐慌，都给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困难。在部分乡村，甚至出现一般地停止借贷、金融流通完全停滞的情形。金融流通渠道不畅等问题威胁着新生的红色政权，亟须构建新的金融体系以资融通。红色政权也确实是从新金融机构的建立、货币的发行、信贷业务的开展等方面着手解决金融难题的。而苏维埃运动为金融体系走向现代化清除了障碍。故红色政权一边在土地革命进程中摧毁旧政权的金融体系、废除封建债务，一边着手创办红色金融机构，努力建设新的金融信贷体系。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各苏区多处于分散孤立、各自为政的状态，通常采取由县、区苏维埃政府自办红色银行、自发货币的政策，但是各根据地红色银行的设置较为分散，彼此独立，不仅业务上缺乏联系，而且名称也不统一，但取消高利贷剥削、取消当铺又是必须采取的举措。

　　努力构筑红色金融业

　　当然，红色金融体系的建立无疑是建立在战争、贫困和封锁的内外部环境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自创办红色金融业伊始，就有着比挣钱更大的抱负和目标。他们认为，金融业最终是为了解决民众的疾苦，服务于民族和大众的根本利益。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此前曾努力筹设农民银行等借贷门槛极低的贷款机关，以便解决农民资金紧缺的问题。

　　当时在苏区的旧金融机构类型众多，而且还有滥发易贬值纸币的恶劣行径存在。在金融工作中对现金加强管理，就成为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色银行的一项迫切且重要的任务。红色政权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属于民族资本的私人银行、钱庄一般采行限制、利用、允许存在、严加监督的政策。红色政权创办红色银行等自己的金融机构，发行纸钞，铸造苏区银元，创设新的信贷体系。譬如1927年的闽西上杭县蛟洋农民银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蛟洋农民准备武装暴动的过程中，“还抽出两千元开办农民银行”。随着土地革命的推进和苏区的发展扩大，共产党人和苏维埃政府先后创办了海陆丰劳动银行、东固平民银行、赣西南银行、闽西工农银行、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江西省工农银行、鄂西农民银行、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湘鄂赣省工农银行等。因此，在苏区各县、区、乡普遍地建立了信用合作社、贫民银行、借贷所等，以便维持金融发展生产。从众多政府通告来看，苏维埃政府对农民实行的种子、农具等实物借贷的作用最为有效，而且这是货币借贷所不能实现的。尽管名称各异，苏区红色银行逐渐带有现代银行的某些色彩，甚至可以说具有某些消除对工农金融排斥的意涵。

　　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明确指出：目前为要调节金融，保存现金……唯一的办法是建立闽西工农银行，各县设分行。闽西工农银行于1930年11月在龙岩县城正式成立。当横跨闽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后，由江西工农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合并成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于1932年3月正式在瑞金的叶坪成立，人员最初只有5人，可说是“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银行”。国家银行是接受中央财政部的全部库存创办起来的，随后只接受财政部的指导，并对政府财政支出进行监督。随着国家银行业务的不断扩大，其规模迅速得到发展。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还主持出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国家银行往来存款暂行规定》《国家银行特别往来存款暂行规定》《国家银行往来透支暂行规定》等文件，良好地规范了国家银行的业务活动。它拥有发行货币的特权从而具有中央银行的意涵，对农民、手工业者、合作社、小商人等可以实行借贷，从而具有政策性银行的意涵；它还可以兑换货币和征收税款。

　　因闽西工农银行信用很好，它发行的纸币在其改组为国家银行福建省分行后仍继续流通了一个时期，才得以回收。应当提及的是，闽西工农银行在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摸索总结出一套红色银行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经验，为后来国家银行等红色金融机构的成立和顺利运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苏区金融业务的运营及监管

　　苏维埃政府亦是群众经济生活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依规定，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集中掌握货币发行权。纸票流通对苏区具有重大作用，也方便了苏区群众甚至是白区来的商人。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常滥发纸币，苏区要从根本上解决工农产品“剪刀差”等问题，必须行使货币主权来发行自己的货币，并限制现金的输出。譬如赣东北苏区发行的纸币始终币值稳定，随时可与银元等价兑换，在市面上完全和现洋一样，不仅苏区群众乐于使用，在白区商人中也享有崇高信誉。红色银行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流通使用有其特定范围，货币的发行有充足的准备金，纸币可随时兑换成银元，币值比较稳定，因而赢得了群众的信赖。1932年7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训令宣布，特于本月起开始发行相当数量而有充分基金的国家纸币。该纸币一套五枚，这套纸币的流通对巩固年轻的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权、促进苏区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从后续颁发的规范性文件来看，中央强调，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国家银行纸币的信用，切实改变部分地方不用国家银行纸币的状态。结果是，在红军开始长征前，闽西工农银行和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基本占领了根据地金融市场。

　　苏维埃政府还通过法律规范民间的金融借贷活动。红色政权自建立时起致力于清除旧币，而旧硬币在统一价格且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形下才能使用。而且，苏区要求外来的货币必须要兑换成苏区货币，不能直接在苏区境内流通。而且，苏区域内已存在的旧货币，目前可在苏维埃区域内通行，但必须消灭行市的差别，苏维埃还须对这些流通的货币加以清查并予以监督；并用回收的旧货币去白区采购急需的物资。譬如，闽西苏维埃政府明令禁止杂币和伪币流通；对于白区的银元，可以按一定比例向闽西工农银行兑换纸币。

　　作为硬通货，现洋的流通对苏区经济建设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贸易过程中现洋的输出必须得到该地苏维埃政权的允许。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经济政策决议案》不但要求保存现金，维持市面的流通，而且设法使土特产出口，使商人买货无需运出现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现金出口登记条例》，以保持苏区的现金流通，便利市场买卖，防止土豪劣绅和资本家私运现金离开苏区而破坏苏区的金融。凡是苏区群众前往白区办货，或白区商人运货来苏维埃贩卖，携带现洋在20元以上的，要向当地区苏维埃或市苏维埃登记；携带1000元以上的，要到县苏维埃登记，登记后取得现金出口证。而国民党反动派、富农和奸商为了破坏这种稳定，千方百计对苏区纸币进行贬价和拒绝使用。为此，根据地银行为了保证货币信用，要求红军战士和广大群众大力支援纸币回收工作。当大量假币劣币流入苏区，还有人故意造谣破坏和干扰苏区金融市场时，民众在日常交易时通常只收现洋，不愿意收纸币。在遭遇民众用纸币挤兑现洋时，毛泽民领导下的国家银行，无论如何，决不能让苏区货币的信用破产，从金库中提出大批现洋，公开兑换纸币，而且通宵营业。这成功地巩固了国家银行的信誉。而假币的存在,主要原因是当时敌人为了扰乱我根据地金融，破坏根据地银行纸币的信用，伪造了大量假币投入根据地以便掠夺物资。苏维埃机关应派代表监督私人银行与钱庄的行动，禁止它们发行任何货币。苏维埃应严禁金融资本利用苏区内银行实行反革命活动的一切企图。这些金融机构往往容易成为反动统治的帮凶。故苏维埃政权加强了对私人银行与钱庄的监督和管理，防止他们利用金融资本从事破坏苏区金融的活动。

　　依1932年5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等规定，在履行货币发行和流通管理职能的同时，国家银行还积极发展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等信贷业务，代理国库业务、代理发行公债等。苏维埃政府相继颁行了取消典当业、严禁高利贷剥削的金融法规和政策。而国家银行由于代理金库的需要，还促进了省、县分行支行的建立。当时的国家银行除了承担货币发行、兑换、回笼和日常结算外，还负责筹措政府财政经费和军事费用，对工商业提供资金借贷服务，因而对巩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起到了积极作用，成为支持革命战争的“金融生命线”。

　　红色金融机构一方面吸收群众的存款，并向国家银行取得款项帮助；另一方面借款给需要用钱的工农，帮助他们解决肥料资金发展生产或流通商业，使工农群众不再遇到无处借钱和因无钱缺钱出卖产业的困难。譬如信用合作社的贷款主要用于支持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以及借贷给贫苦农民买米谷等粮食，以应对青黄不接时的饥荒。实际上，在构筑红色金融体系时，苏区金融法制不可避免地要在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之间取得平衡，不但需通过加强监管克服所遭遇的金融难题，还需要通过促进苏区的经济发展来强化金融效率。

　　（作者单位：九江学院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