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赞美其故里婺源的诗句。古徽州婺源县东南北三面碧水环绕，西面松竹连绵，城西关外石桥下，星江河水环绕古城西流而去，飞檐翘角的古民居蜿蜒于青山绿水间，和谐又悠闲。然而，谁会想到，263年前这里曾发生了一起惊动两江总督和布政司的民告官“控毁婺源应虹坝案”呢？

　　祸起河坝

　　古徽州府婺源、歙县、休宁一带千山万仞，粮食盐布等生活必需品全靠货船自江西乐平、万年、鄱阳一带水路，逆星江而上运至这里。环绕婺源古城的星江河成为三县咽喉。婺源城朱熹故居里有口古井，相传朱熹出生时古井有紫气升腾，当地便有了“虹井”祥瑞的传说。《婺源县志》载：“至是熹生，复有紫气如虹，自井出，腾上光三日，因名之曰虹井。”

　　崇祯五年（1632年），婺源人为呼应“虹井”祥瑞，在婺源城西门外河流上筑起一道应虹坝，期待以此护住风水。

　　应虹坝建好了，却阻塞了河流。江西上饶、信洲的货船至此被隔断，三县四乡八里民众所需的粮食盐布等生活必需品，到这里要靠人力驳运到坝内的小舟上再运往歙、休的汪口、清华等地，导致婺、歙、休三县米价暴涨。刘潜任婺源知县后，深感民之疾苦，组织拆毁此坝，此后的百余年，星江河道流畅无阻，船运往来频繁。

　　乾隆八年（1743年），道人程喜以呼应“虹井”瑞气为名，请求募建婺源城西门外石桥，县署批允。四乡募得资金后，筑成桥墩数座，因上下游船家竭力反对，后停工，桥未建成，但“废石累累河旁”。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九月，婺源人王启、俞际昌等23人又呈词县署，要在原处恢复重建应虹坝。时任知县陈士元批道“事非细微”“而后酌夺也”。次年三月，县署易主，婺源人王应瑜（翰林院修编）等45人再次呈词知县胡玉瑚，以“保障城色”“实仍旧贯重修”为由，要求继续在原处修应虹坝。胡玉瑚批“据呈具详”。批语含糊其辞，有默许筑坝之意。

　　九品官绅张公沛等三人，借口西关虹气不聚，需要呼应“虹井”瑞气，利用建桥石料，重筑应虹坝。到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三月，坝成舟阻，张公沛等三人乘机垄断了坝下坝上的驳运业务，使得婺、歙、休三县米价暴涨，民怨四起。

　　诉争无果

　　早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五月修坝起始时，休宁县生员俞敬苍曾向县署递呈《禀阻词》，称：“徽郡六邑，山多田少，日食均赖江右，转运必由婺河。城恐舟楫不通，商旅未免里足，搬运不便，米价渐且高昂。……恳乞因天地自然之利，宏久安长治之规，预止建碣，通商便民。”

　　然而，胡玉瑚认为俞敬苍等呈词属于“一人浮议”当然不能“遂足当于公许”。

　　同年十一月初一，婺源汪澎、王有庆等13人第二次联名作《吁府公呈》，越级向徽州府禀控：“今在城敛首数人，忽倡造西关大碣，藉未成之桥石，用断堑乎河流……实断生民命脉。”请求“广开坝拱，俾得照旧通商”。

　　徽州知府王淌湄接到控状后，觉得筑坝断流“上阻东北，下塞西南”，认为婺源当地官绅“敢藉风水为由”“拦河造碣”，“欲阻行舟，深属不法”。要求婺源县署立即“速查禁止”并“押拆疏通”。

　　可批复下达后，同年十二月初一，王应瑜等44人呈词县署，要求继续筑坝，张公沛等人私下昼夜抢工，筑坝不止。

　　同月初六，汪澎等16人第三次复致县衙、州府《公呈》，指责张公沛等人公然“殊胆抗违，工不停止，不思政果”。

　　胡玉瑚收到《公呈》后，遂批“候详，宪察夺”，将案件置之不理。徽州知府王淌湄批复：“地方水利、关系民生、仰婺源同前批一并查明。”知府意见十分明确，要求婺源县衙“同前批一并查明”，“详候察夺”。

　　到了当年十二月初九，面对胡玉瑚的明拖暗顶，婺源县民众怒不可遏，提交《控府词》，揭露胡兆奇等人“不顾批示，日加数百人，迸筑立成，而使商旅不通，千船无归，万民失业”，将婺源县衙不作为告到了徽州府。

　　同年十二月十六，王应瑜等人以“金汤得以永固”为由，第三次呈词县衙要求修建应虹坝。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二月初三，汪澎、李成大等人第五次呈文禀县，要求拆坝通航。

　　双方拆、筑诉争不断，其间，争吵械斗时有发生。

　　峰回路转

　　这场“民告官”屡告无果的讼案终于引起了徽州当地官绅、儒学达人的关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二月二十四，休宁绅士黄兴礼，会同曾经担任过婺源知县的南安知州程家栋、镇南知州吴敦仁、茶陵知州戴保豫等29人作《吁府公呈》，致徽州正堂，以“此坝一增，为害甚大”叩阻筑坝。同月二十九，徽州府正堂向婺源县下达一道“催牌”，令县衙速报“绘图贴说，毋再迟延”。同年三月初四，歙县绅士江欢澜等20人也联名呈府词，要求“公吁押拆，恩饬疏通”。

　　同年三月初八，婺源县衙收到徽州府发“风签”一份，同月十四又收府发“火签”一份，同月二十三再收府发“雷签”一份后，到了第三天知县胡玉瑚才上书《详文》送府，禀报应虹坝官司全貌。

　　清代公文流转中,“签”是上级官府下达给下级官府的催办公文，按传递的紧急程度分为风、火、雷三“签”,“雷签”更为紧急。这起虹坝案中，风、火、雷三“签”催办同时出现较为罕见。

　　为了增加案件威慑力，三月二十九，王淌湄认为“三邑民生”“不便草率”，批文要求歙、休二邑知县会同婺源县细加确勘，妥议察夺。五月初八，太子少傅安徽巡抚部院下文至徽州府：“……其事是否确实，该县是否筹办？……遂一确查明白，据实禀复，以凭察夺。切切。”六月十三，休、歙、婺合呈《会勘详文》，具报了会勘时间、勘实境貌、筑坝地点及规模、洪水灾难等实情，认为“若拘于风水之说，筑坝阻塞，使上者不能下，下者不能上，于水利民生均有未便”。《会勘详文》最后提出“拟将新筑之坝中间拆卸二十丈，务使水势平缓，行舟楫、通商贩”的处理意见，虽然拆坝留有余地，但王应瑜等人却不服上访，于同年六月二十八再呈词辩解，认为“筑坝无妨舟楫也”。

　　王淌湄收供后下批“姑候亲勘夺”。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七月初三，王淌湄亲自前往婺源城西河道现场，勘察后作出《临勘告示》：“是坝一刻不拆，民刻受害，一寸不拆，民寸罗殃，候檄催速行拆卸。”几天后，知府将案情府谕禀报安徽按察使司，得批：“仰候督（总督）抚（巡抚）二宪核示饬遵，仍候藩司（布政使司）巡道（太广道）批示。录报缴，绘图存。”

　　三堂会审

　　但是，应虹坝拆除并非易事。太广道、布政司、宫保尚书总督堂部以及安徽巡抚部院等均签发批文，要求府县将押拆情况逐级上报。歙、休两地知县“惶恐怵骇”。他们共赴婺源会勘后，敦请抚宪到婺源督拆应虹坝。但张公沛等人仗着婺源山高路远来往不便，欺上瞒下，只将应虹坝拆了几个缺口上报完事。结果，恰逢梅雨季节，山洪暴发，缺口狭窄，水流湍急，来往船只翻沉，星江河下游船运的粮食、布匹等货物洪水中散落随处可见，导致下游粮价变得比拆坝前还要高。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九月初一，应虹坝停拆。汪澎等见状又上呈《催拆禀府词》，控张公沛、俞希闻等阻挠之情。徽州知府批谕婺源知县押拆不力，但婺源知县仍敷衍了事。

　　十几天后，市民俞以万抱状上告到两江总督堂部，历数执令不力。随后，他又持同状上告到布政司。次日亦以同状告到按察使司。各衙以“牌文”“檄文”下批，要求督促拆坝，并令县府上报押拆情况。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初六，宁池太道官员携布政司、知府赶到婺源县城，亲自升堂会审并亲临坝地审视。当他们看见河道上滞留数百船只时，责令胡玉瑚将张公沛等杖责四十大板，戴上枷锁绑在西门外应虹坝旁示众至坝拆毕日释放。

　　拆坝受到了广大民众支持，纷纷义务出工，将拆下的石料用来填充县城街道。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一月十七，应虹坝全部拆清，片石不留。星江河恢复了往年的繁华，至此，应虹坝案终结。

　　案后余思

　　这场官司，几经波折，从上呈《禀阻词》到拆坝纠纷平息，历时一年半，惊动县、州、道、布政司、两江总督、尚书总督，巡抚部院7道衙门，催办中又连发“风”“雷”“火”三道急令，以至徽州知府王淌湄亲临现场，宁池太道官员携布政司、知府赶往婺源县城，三堂会审并亲自督办才予以了结，凸显出清时“民告官”的艰难。

　　其一，作为理学渊源之地的婺源县，对当地名流显祖祭祀礼拜的神灵化对民众影响颇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习俗，这种习俗使应虹坝官司陷入重重困顿阻隔中。

　　其二，该案表面上是拆坝通流纠纷，但实质上张公沛等人反复筑坝的行为，却隐藏着巨大利益的摄取。正如清代《控毁婺坝案卷》记载那样，反复筑坝在于以九品官绅张公沛为首的三人在“坝成舟阻”后，乘机垄断了坝下坝上的驳运业务，婺源某些人也找到了一条“谋生之道”。

　　其三，该案起于民众生计所迫。筑坝与拆坝，一年之内众人连告六状，才得到府衙正式受理，清代诉讼之难由此可见一斑。这起案件中，不少知书达理的乡绅为民众利益挺身而出，反映出古徽州崇德扬善、扶贫救弱的民风。“三堂会审”时，裁判官能够深入实地勘查和查问民情，公道催办此案，尤其是知府王淌湄重视民意，体察民情，作出公正裁断，为此案的终结铺垫基础。

　　（作者单位：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