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儒风独茂”。无论是明时期的里老调处，抑或明末清初的乡约、保甲调处等，都体现出道德教化、说合劝谕这一鲜明特色。南宋理学大师、新安朱氏后裔朱熹和徽州故土的桑梓之情，使“儒风独茂”的古徽州特别崇奉朱熹理学。朱熹的《家礼》《家训》成为徽州各宗族族规家训的思想精髓和明伦规序管理族众的典范，这种作用影响对乡村诉源治理的社会矛盾源头化解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秀才”系列案

　　古徽州婺源县浙源乡嘉福里十二都庆源村的秀才詹元相在其《畏斋日记》一书中曾经记载了康熙三十九年八月间发生的一起盗伐林木纠纷——

　　康熙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大汜村余乌兄弟俩盗砍邻村詹氏土名“后龙山”杉树，当场被看山人捉住。九月十二日，山主詹元相投鸣乡里，保长余汝祥（余乌之叔）却唆使不调。詹元相九月二十七日前往婺源县衙“下邑投状”。二十九日，知县批令保甲里老调处。十月初一，县役将原状纸告词交大汜村族长余汝南。十月初二，大汜村族长余汝南、保甲余亦美手持帖文和保具召集中人及当事者调处并以酒劝和。“十月初三，中人送银六钱、禁约一纸求和”。不料，余汝祥又生事端“犹恃蛮不理”，致使调处无果。无奈之下，詹元相“犹不甘处”。于十二月初五再次状告县衙要求县府裁判，十二月初十，大汜村余亦美、余汝南闻讯急赶往县衙“阻住下面不进”。劝说各方“至本家，力求允之调息”。经过里约族长和族亲们共同努力，该起纠纷终于偃旗息鼓，息讼结案。（权仁溶：《清初徽州一个生员的乡村生活——以詹元相的〈畏斋日记〉为中心》，《徽学》2002年第2期）

　　这是发生在清康熙年间徽州一起典型的“投鸣乡里”而官批民调的纠纷案。文中事主正是《畏斋日记》作者本人。在《畏斋日记》中记载着从康熙三十八年到康熙四十五年（1699年—1706年）间，其所在乡村发生的49件“民间细故”纠纷案。詹元相作为纷争一方当事人的有7件，作为纠纷当事人一方族亲的案件有16件，短短8年间，詹元相平均每年被卷入4起纠纷案件中，可见健讼之风在当时徽州本土仍十分盛行。不过，大多纠纷均在保甲族长、族亲调处下息讼解决。

　　类似这样上告官府又经“官批”后转村乡里约调处息讼现象在明清时期徽州屡见不鲜。对于深受程朱理学思想文化浸润教化的徽州来说，这种息讼传统有着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在朱熹倡导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八维四德礼仪教化下，徽州族人“民多善纯良，守法律，娴礼教，聚族而居”。（胡存天等：《黟县乡土地理·风俗》，民国14年版）形成了“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李应乾：《茗洲吴氏家典》序言）风俗习惯。

　　《家礼》《家训》对宗族治理的影响

　　朱熹的《家礼》《家训》对明清时期徽州社会宗法制度建立、宗族管理和礼仪规制及道德教化影响深刻。

　　一是对徽州宗族“敬宗收族”的影响。北方士族史上三次迁徙徽州，即两晋之时的“永嘉之乱”的大迁徙、唐代“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连年战乱的大迁徙、两宋的“靖康之乱”时的宋室南迁以及徽州氏族分支迁徙形成徽州“聚族而居”宗族社会。为统领氏族、实行村落自治，徽州宗族提倡封建伦理道德和礼仪规制，推崇理学教化，制定礼法合一族规家法管束教育族人，维护社会稳定。正如康熙《婺源县志》记载的那样：“自唐宋以来，卓行炳文固不乏人，然未有以理学鸣于世者。至朱子得河洛之心传，以居敬穷理启迪乡人，由是学士争自濯磨，以冀闻道风之所渐，田野小民亦皆知耻畏义。”（康熙《婺源县志》卷二《疆域志·风俗》）

　　（1）朱熹的伦理纲常奠定徽州宗法制度的思想基础。朱熹编纂的《婺源茶院朱氏世谱》等成为徽州宗谱范本。徽州各宗族以谱牒形式将朱熹的《家礼》《家训》道德教化和伦理规制思想作为编撰指导内容，形成了有别于夏商及魏唐世家大族制度的新的家族制度。它以尊祖、敬宗、睦族为宗旨，根据理学伦理纲常、礼仪教化来约束族众，管理村乡，维系社会稳定。

　　歙县乡贤许承尧在谈及徽州宗族制度兴盛现象时指出：“吾神州夙重宗法，而徽尤甚，尊祖敬宗收族之谊，炳炳于礼经，吾群之昌大荣固实利赖之。”（民国许承尧：《新安月潭朱氏族谱》之《卷首·月潭朱氏族谱序》）

　　（2）完善“冠、婚、丧、祭”等伦理规序，切合“敬宗收族”管理的需要。

　　第一，通过宗祠规制改革强化族人“尊祖敬宗”。由于徽州宗族正名分、倡孝悌、睦宗族、严门弟等“四礼”教化大多通过祠堂进行。《家礼》的“通礼”将《祠堂》一节置于卷首，突出了“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重订日用伦常和礼节制度“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大者，而凡后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由此实现族人明伦知序，稳定宗族社会目的。《华阳邵氏宗谱·新增祠规》这样写道：“宜仿王孟箕《宗约仪节》，每季定期由斯文族长督率子弟赴祠，择读书少年善讲者一人，将祠规宣讲一遍，并讲解训俗遗规一二条……”

　　第二，冠、婚、丧、祭“四礼”规制的完善，引导族众“明理守伦”。其一，严格“冠礼”规制和程序，教谕弟子尊法守规。明万历年间，休宁范氏一族针对有族人一度未行冠礼情形，强调“盖乡之盛衰系于人之贤否，成人之道自冠礼始，不可忽也”。并规定“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身及父母无期功丧始行”。（《休宁范氏族谱》之《谱祠·林塘宗规》，万历二十八年刻本）其二，通过“冠礼”奖惩品质优劣者，引导弟子从善向上。清雍正年间，休宁茗洲吴氏宗族对族中子弟举行冠礼的年龄、品质、仪式等作了具体规定，对品质不端者则延迟或予以“去帽”惩戒。“子弟年十五以上，许行冠礼，须能诵习讲解、醇谨有度者，方可行之，否则迟之。”“子弟当冠，须延有德之宾，庶可责以成人之道，其仪式尽遵文公《家礼》。”“若因循怠惰，幼志不除，则去其帽如未冠时，通则复之。”（休宁《茗洲吴氏家典》之《家规》，雍正年间刻本）其三，严格“婚礼”规制，割除各种婚姻恶俗。明中后期，休宁商山吴氏一族规定婚礼严格按照《家礼》仪节举行，在行合卺礼时，不准族人入房戏谑。“婚礼不贺，古之典也，又况贺而谑乎？始进不正，防微谓何？伦理所关，反古宜亟。自今新娶者众与行合卺礼，毋得效世俗入房戏谑，违者议罚。余仪遵文公礼式。”（《休宁商山吴氏宗法规条》，明抄本）其四，完善“丧礼”规制，革除丧礼遵从浮图之弊。晚清时期，黟县鹤山李氏一族力辟丧礼遵从浮图之说，认为“浮图之说，先儒辨之甚详，辟之甚严，后世之士宜其遵守礼法，不致陷亲于不义矣。”强调本族革除丧礼遵从浮图之弊“今吾族宜亟起而行之，以革敝俗。如有不遵者，则阖族罢其吊奠，弗与为礼，仍于其丧毕之日鸣鼓而呵责，削去祭胙，以深愧之”。［黟县鹤山李氏宗谱（卷末）之《家典·不作佛事议》，民国6年木活字本］其五，注重仪节，增强“收族”仪式感和威慑力。在徽州，由于祭礼具有“萃合人心，总摄众志”（《祁门文堂乡约家法》之《会戒》，隆庆六年刻本）的作用，各族强化按照《家礼》实行祭礼仪节的程序。清雍正年间，休宁茗洲吴氏宗谱“祭礼”中规定：“四时祭祀，其仪式并遵文公《家礼》……祭礼并遵文公家式，只用素帛明洁，时俗所用纸钱锡箔之类，悉行屏绝。丧礼吊奠亦只用香烛纸帛，毋杂冥宝经文。”（《休宁茗洲吴氏家典》之《卷二·祭田议》，雍正年间刻本）其六，完善“四礼”监督，促进明伦守序效果。明隆庆年间，祁门文堂陈氏一族每每举行乡约会时，立纠仪二人以监督族人遵守礼节规范。“每轮会之家，酌立纠仪二人，司察威仪动静，以成礼节，庶不失大家规矩。”（清许登瀛纂修《重修古歙城东许氏宗谱》卷八）

　　二是对整肃社会风气、惩治恶习的影响。（1）倡导“四业当勤”，崇尚节俭。歙县东门许氏宗《宗族》许氏家规各治生业条记载说：“生业者，民所赖以常生之业也。……士而读，期于有成；农而耕，期于有秋；工执艺，期于必售；商通货财，期于多获。此四民之业，各宜治之，以生者也。上而赋于公，退而恤其私，夫是之为良民。出乎四民之外而荡以嬉者，非良民也，宜加戒谕。其或为梁上君子，族长正、副访而治之，不俊者，鸣官而抵于法。”（清许登瀛纂修《重修古歙城东许氏宗谱》卷八）

　　（2）禁戒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黟县环山余氏宗族《余氏家规》禁游侠条记载：“近世闲游子弟，假称豪侠，或于衙门内外，街头巷口，遇事生风，以讥谈拳勇为酒食之谋……构祸滋衅，扣环家声，莫此为甚。我族子弟，如有前项行为，家长、家督即宜呼来面斥，痛惩其非。如刚狠不驯，众共鸣公重处，以防效尤。”

　　（3）要求族人谨言慎行，禁绝“盅心惑志”。歙县《潭渡孝里黄氏家训》规定：宗族子弟“不得谑浪败度，背手跷足，勾肩搭背，以陷入轻儇；不得信口歌唱，率意胡行，以致流为游手游食之人。……其棋枰、双陆、词曲、虫鸟之类，皆足以蛊心惑志，废事败家，一切皆当弃绝，不得收畜；至于俗乐戏术，诲淫长奢，不可令子弟观听肄习。有类此者，神而明之，均应痛戒也”。

　　（4）严禁溺婴恶俗，惩戒赌博偷盗。告诫族众赌博恶习，不仅坏人心术，还会倾家荡产，应予以严惩。黟县南屏叶氏宗族《祖训家风》禁邪僻条规定：“族中邪僻之禁至详，而所尤严者赌博。赌博之禁，业经百余年，间有犯者，宗祠内板责三十，士庶老弱，概不少贷。许有志子弟访获，祠内给奖励银二十两。”

　　针对私溺女婴陋习蔓延，绩溪华阳邵氏宗族《家规》戒溺条作出严厉抨击和规定：“世俗溺女，最可痛恨。彼来投生，父母何仇而致之死？若云家贫，甘苦可以同尝，一丝一粒皆有分定；若云难嫁，荆钗裙布可以从夫；……此等人，天理尽绝，人心尽丧，罪恶与杀人同科，可不戒哉？”

　　为惩治偷盗行为，绩溪《明经胡氏龙进派祠规》贼匪条规定：“天地之间，物各有主。乃有不轨之徒，临财起意；纳履瓜菜、稻草、麦杆之属，罚银五钱；五谷、薪木、塘鱼之属，罚银三钱，入公堂演戏示禁。其穿窬夜窃者，捉获有据，即行黜革。”

　　三是对息讼止争和整治健讼的影响。为预防宗族内外矛盾纠纷频繁发生，影响社会稳定，徽州各族均在族规家法中，把朱熹家礼家训提倡的谦和礼让、息讼止争思想作为宗旨和内容并在实践中适用。

　　（1）告戒争讼之害。徽州宗族认为，邻里乡党，贵尚和睦。许多家法族规对此都作了严格规定。歙县东门许氏宗族《许氏家规》记载：“君子无所争，言其恭逊，不与人争；争固不可，而况斗殴以争乎？”（绩溪《明经胡氏龙井派宗谱》卷首）黟县环山余氏宗族《余氏家规》也对此告诫：“迩来盛族大姓，恃强相尚，少因睚眦之忿，遂各集众斗打，兴讼求胜，风俗恶薄，莫此为甚，而殒命灭门多由此也……其有轻听肤诉望风鼓众者，一例重罚。”

　　（2）惩戒刁缠好讼“违于理法”行为。黟县环山余氏宗族《许氏家规》规定“家庭人众事繁，争辩多所不免；但不可辄兴词讼，烦扰官府。各备其情，陈之家长，会集监事、亲族于祠堂中，将两下究其颠末，分剖孰是孰非，毋得一毫挟私偏向。然后于直者劝其涵容，曲者省其输服，务与调停处分，以息其争。如或执拗不从众议者，议罚；曲而不从者，倍罚之。倘有肆梗怙终、悍黠健讼、背规忘祖之徒，家众详具是非，揭帖呈官，官必赐允，决不长奸纵恶也”。

　　（3）引导息讼罢访，调和安民。婺源江湾萧江氏《祠规》规定：“务从族长贤明者公议释判，勿得擅控公堂，致乘族谊。”（江旭奇等纂修《萧江全谱》之《附录》卷之五，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

　　由此，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冯桂芬认为，《家礼》《家训》影响下的徽州宗族能凭借家法族规有效地解决族内的各种矛盾纠纷。他指出：“牧令所不能治者，宗子能治之”，这是因为“牧令远而宗子可从严也”。宗子依藉家法族规实可以“弥平乎牧令、父兄之隙者也”。

　　《家礼》《家训》作用影响的价值借鉴

　　一是借鉴“明理守伦”道德教化功能。以道德礼义教化民众，唤起族人道德自觉，稳定伦理规序的社会秩序是朱子的《家礼》《家训》所倡导的教化理念。徽州宗族在教谕形成自己特点：其一，修宗谱、建祠堂、订族规、传家训，把乡约、文会组织宗族化，形成“教承转接”的完备教化体系。其二，提升传统教谕文化“谕之以物、教之有谱、遵之有规”多样性教化效果，增强说服力。明隆庆六年（1572年），为解决村里“迩来人繁约解，俗渐浇漓”的现状，祁门县西文堂陈氏订立族规《文堂乡约家法》并呈请祁门知县廖希元“请申禁约，严定规条，俾子姓有所凭依”。在文堂乡村广泛推崇，结合乡民生活实际编成通俗易懂、广为传播的演绎体文字和诗歌。

　　借鉴古徽州教谕文化中的凝聚、感召和激励的作用，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能实现德治的“三增强”，即增强“桑梓之情”的凝聚力、增强“风土人情”的感召力、增强“寓教于娱”的感染力。

　　安徽省休宁县樟源里村借鉴古徽州“申明乡约，敦风化俗”碑文谕示形式，为334户村民精心设计并制作“家风家训牌”悬挂警谕，夯实“寓教于防”的基础。黟县利用地方丰富的优秀文化传承，组织一支由文化志愿者、文化协管员、非遗传承人等500余人组成的乡土文化人才队伍，社区村居自办文艺团体26个、民间文艺队伍60余支，创作徽剧小戏《三停杯》、音乐快板《新思想引领新时代》等优秀文艺作品，每年在社区村居围绕节日、节庆举办各类传统文化文娱活动300余场，教防效果明显。

　　二是不断摸索、发掘和总结传统文化易于被群众喜闻乐见所接受的息讼合约、封禁公约等“习惯法”“民间法”，将初始纠纷化解在各村乡社区诉前调解中，推动社会矛盾源头化解的诉源治理走深走实。

　　第一，借鉴乡规民约中“禁约”警示功能，启迪民众心理设防。古徽州乡规民约中有不少禁赌、禁黜“异端邪说”条文。清雍正休宁茗洲吴氏宗族家规明确告诫：“子孙不得惑于邪说，溺于淫祀，以徼福于鬼神。”明万历休宁林塘范氏宗族《统宗祠规》中也陈述“师巫邪术”之害：“邪巫当禁：禁止师巫邪术，律有明条。”历数“斋婆卖婆、尼姑跳神卜妇、女相女戏等”之“哄诱费财，甚有犯奸盗者”之害。（万历《休宁范氏宗谱》）在新农村建设中，不少乡规民约充分汲取这些为民众所认同的“禁约”文化，对于违规违法人员起到启迪教谕作用。休宁县流口镇茗洲村从《茗洲吴氏家典》道德教化入手，将“明礼让以厚风俗”“讲法律以儆愚顽”“黜异端以崇正学”伦理规序要求转化为村规民约，成为村民自觉遵守行为规范。

　　第二，借鉴古徽州层级化社会治理经验，深化“寓治于调”社会效果。古徽州官府与民间里老调解衔接中，形成了宗亲邻里调解后转入宗族里老调解，再不成由文会精英“乡评”裁决进一步调解，最后报官诉讼解决的四层级分段调解模式，这种层叠式的联调聚合能够起到“众人举柴火焰高”的效果，在多层面化解中，当事人心中的“坚冰”易于逐渐融化。安徽省黄山市借鉴古徽州矛盾分层化解和社会治理网格划分经验，以区县乡镇为面，以村居社区为点，划分网格，分区分级因人施策，制定类型化、个性化相区分矛盾纠纷防化策略，将解纷传统模式与现代科学信息技术手段相结合，精准治理到位，达到事半功倍成效。2021年黄山市232个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的1100余个“作退一步想”工作室、调解室充分发挥和整合大联调不同主体功能作用，实现各治理要素深度融合，诉前案外调处纠纷1.6万起，无一件上访和诉讼，实现案结事了。

　　（作者单位：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