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法律丛书》封面。 资料图片

　　教科书是传播知识、培育人才的重要载体。1911年出版的《法律丛书》（又名《京师法律学堂笔记》）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基础，也对中国近代立法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前几年该丛书经国内多所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点校、编纂后，被纳入“清末民国法律史料丛刊”再版发行，至今仍是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法学发展的重要史料。

　　《法律丛书》是由安徽籍人氏熊元翰、熊元楷、熊元襄三兄弟与熊仕昌四人共同编辑完成，安徽法学社出版发行。丛书初版时共二十册，再版时增至二十二册，主要包括《法学通论》《国法学》《法制编制法》等理论法学，以及《刑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破产法》《监狱学》《国际公法》等部门法学，较为系统全面地介绍了现代西方法学的基本理论与制度。

　　1906年，清政府创办的京师法律学堂，开启了中国近代官办法律教育的先河，熊元翰等人均曾就读于此，并于191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法律丛书》主要以熊元翰等人在读书期间，日本法学专家冈田朝太郎、松冈义正、志田钾太郎等授课老师的讲授内容为蓝本，同时参照其他著作增补、整理和编辑而成，在体例上分为正文与评注两个部分。丛书发行机构安徽法学社，是熊氏等人于1909年在北京创立的学术团体，该团体除主要开展一些学术活动外，还编辑出版部分法律书籍，积极介绍和传播现代法律知识。

　　《法律丛书》一经问世，迅即风行学界并多次再版，1914年时已发行至第四版。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套珍贵的法律丛书，在刊行之初曾遭遇漫长的著作权争讼，甚至一度陷入发行困境。

　　中国近代著作权实行注册取得制，而非自动保护原则。1910年，《大清著作权律》规定，作品唯有先向民政部注册登记并申领执照后方可享有著作权保护；1915年，北洋政府著作权法更是对此加以强化，将注册登记作为著作权取得的充分必要条件。因而注册登记对于作品干系重大，直接关系到其能否获得著作权保护。熊元翰等人在丛书出版前，即依照当时著作权法规定，向清政府民政部呈请注册，并于1911年6月2日领取执照，从而获得了著作权保护。

　　《法律丛书》发行后由于销售畅旺，也引起了一些法律同仁的兴趣。四川长寿人罗廷辅是熊元翰等人在京师法律学堂读书期间的同窗，1911年毕业后他回到家乡从事律师业务。罗廷辅见该书十分畅销，便与熊元翰商议，以千元为酬，授权其在四川地区翻印发行该丛书。但在随后的履约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并最终诉至法院。

　　在法院审理双方合同违约纠纷时，罗廷辅又以假冒注册为由，呈文中华民国内务部，请求撤销熊元翰等人对《法律丛书》的著作权。罗廷辅认为，该书在每册封面及首页，除标明《法律丛书》字样外，还载有《京师法律学堂笔记》名称。他认为熊元翰当初既以《法律丛书》为名称注册，理应发行《法律丛书》，但实际又以《京师法律学堂笔记》之名发行，属于注册者未发行、发行者未注册，虽然书名中有《法律丛书》四字，但仍为欺罔行为。另外根据《大清著作权律》第二十七条规定，笔述他人讲义及演说的著作权理应归讲演人所有，讲演人允许后方可归笔述人，而现今法律学堂早已停办（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京师法律学堂被迫停止办学。不久中华民国成立，京师法律学堂遂告结束）。教职人员也已撤散，无人主持之下熊元翰如何能得到允许并享有著作权？

　　中华民国内务部受理罗廷辅的申请后，通过仔细检阅、核查清民政部注册局所颁发的著作权执照与注册材料，认为该丛书注册发照行为并无不当，一书两名实属常见，原定之名既未变更，书之内容也无增损，且该书荟萃多数教员讲演编成一种，既标明为《京师法律学堂笔记》，又标注了某讲义为某教员所讲演，并在逐条之后附有笔记一段，此笔记系编者另加参考、悉心编订，自应享有著作权，故驳回了罗廷辅的申请。此后罗廷辅不服，又连番多次提起行政复议，也均被一一驳回，内务部最后甚至斥其为，“一再呈诉喋喋不休，殊属健讼，合行批斥，不得屡渎”。

　　对于中华民国内务部的处理结果，罗廷辅显然不能接受，最后索性提起行政诉讼。他以呈请注册者为假冒，准许注册者构成违法为由，将内务部作为被告，向北洋政府平政院提起行政诉讼，熊元翰作为诉讼参加人列席。

　　平政院受理案件后认为，该案争议焦点主要为二：其一是熊元翰所发行者是否为注册之书，其二是熊元翰能否享有该丛书著作权。就第一点而论，熊元翰于1911年5月以《法律丛书》之名称向清民政部呈请注册，民政部按照《大清著作权律》第十九条及第二十五条予以核准。据查，该书当时注册时，即兼有两种名称，今熊元翰所发行之《法律丛书》并附以《京师法律学堂笔记》名称，与注册并无不符，原告所谓注册者未发行、发行者未注册之理由不能成立。就第二点来看，该书内容并非纯粹得于讲演，除参考其他著作外，还附有编者意见，清民政部以其搜集编纂不无苦心孤诣之处，故按著作权律第二十五条认定其为一种著作物并授予其著作权，此种特许处分与法律并无违背。

　　据此，平政院认为原告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遂于1918年2月1日依据规定，驳回了罗廷辅的诉讼请求，对内务部之处分予以维持，此后又以大总统令对平政院裁决进行公布。至此，该套丛书的著作权争讼终于尘埃落定。

　　通过这则案例可以看出，在中国近代，著作权观念已经有了较大地提升，著作权的价值也已得到社会较为充分的认知与珍视，罗廷辅之所以费尽心思要撤销该书著作权，正是看到丛书著作权背后所蕴含的巨大经济利益。平政院的判决则肯定了熊元翰等人对《法律丛书》所享有的著作权，充分维护了编辑者的合法利益，即使罗廷辅的目的未达到，但也为这套珍贵的现代法律教科书顺利传播扫清了障碍。

　　在该案处理过程中，无论是内务部还是平政院，均没有拘泥于形式上的差别，而是从著作权制度的立法宗旨与价值理念出发，对法律作出了精准的解读与正确的适用，对编辑人“苦心孤诣”的独创性劳动予以充分的尊重和保护。中国近代行政保护与司法救济，在明确权利归属、及时化解纠纷和保护著作权人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有限的司法条件和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司法机关在捍卫著作权价值方面的努力值得肯定，它为中国近代法学学科体系构建和法律知识普及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