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作为元代法规之一的《至正条格·断例》的目录，这是韩国发现的较早原始版本。资料图片

　　中华传统诉讼文化中由于受到 “无讼”司法价值理念的强有力影响，为了实现“无讼”这一目标，国家往往会授权或认可民间社会内部处理各类社会纠纷，甚至是鼓励民间自行解决某些社会纠纷。如元朝在《至元新格·田令·理民》中授权社长调解社内各类民事纠纷。“诸论诉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谕解”。明初《教民榜文》中授权里老调解里内各类社会纠纷。“老人、里甲合理词讼：户婚、田土、斗殴、争占、窃盗、骂詈、钱债、赌博、擅食田园瓜果等，私牢耕牛、弃毁器物稼穑等，畜产咬杀人、卑幼私擅用财、亵渎神明、子孙违犯教令、师巫邪术、六畜践食禾稼等，均分水利。”清朝《大清律例·立嫡子违法》中公开授权族长解决族内纠纷等。“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那么，元朝在国家司法中，对民间处理各类民事、刑事纠纷是否完全放任，或者说全是鼓励呢？从现存史料看并不全是如此。

　　元朝对民间自行处理内部民事和刑事案件称为“私和”，有时也称为“休和”，或者“拦告”。从元朝的司法实践看，当时不管在民事上还是在刑事上，都存在民间“私和”的现象。国家对不同性质的案件在“私和”上采取的态度是区别对待，即根据案件性质进行不同形式的规制。从整个元朝的司法活动看，国家对刑事案件采用了较为完善、严格的分类规制民间私和案件，其中对故意、谋杀等人命案件是不允许当事人与受害人的直接利害关系家属私和，特别是在刑事责任上，允许的是民事责任部分；一般斗殴案件中，过失致死、伤的可以私和，但会受到国家司法审查和限制；意外致死的，如“戏杀”等允许私和，但受害人家属不能索要超过国家允许获得的赔偿数额，如烧埋银50两。元朝在民事案件上则是采取完全允许私和，并且规定没有实质因素不能违约起诉。所以，在评价元朝民间“私和”问题时要根据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分类规制下的刑事“私和”案件

　　元朝对刑事私和的基本原则是分类规制，具体是根据不同案件性质，采用允许、有限限制、禁止三种形式。

　　（一）允许私和的刑事案件类型

　　在人命案中，若是意外或是过失致死的，是允许私和的，只是私和时受害人家属不能索取超过国家允许的50两烧埋银。至元十年（1273年）十月发生了弓手赵九住与马怗、郑黑厮同去打虎回来时射鹩误伤马怗死亡案，案件被定性为过失杀人，即“系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既是本人无虑，合同过失”案发后赵九住在与受害人家属私和时被索要“私和二百九十五贯”。案发到官后，判决：“除一定外，余上钞，追还本主。”（《元典章·刑部四·诸杀一·过失杀·射耍鹩儿射死人》卷42）从这里看，国家认可此类案件私和，只是对赔偿进行限制。元朝在人命案中存在法定的民事赔偿，被称为烧埋银，数额是白银50两。

　　元朝人命案件中除过失案外，对戏杀案也允许私和。至元十年（1273年）十一月发生了陈猪狗与小舅赵羊头嬉戏时意外打死赵羊头案。案发后死者家属索要大量财物以达成“私和”。“问出前因，郭和等休和。”后来双方因为“私和”财物出现纠纷，告发到官。司法官员在审理时引用了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徐斌殴死张驴儿案。中书省在判决时指出：“既张驴儿母阿许自愿告免，不须理会，钱物亦无定夺。”刑部审理时认为本案与先例徐斌殴死张驴儿案相同。“若将陈猪狗依巳定断，却缘有徐斌殴死张驴儿体例，其陈猪狗所犯，与徐斌无异。”于是，提出：“拟合依例，拟准私和，是为相应。”呈请中书省裁定时同意刑部拟判。（《元典章·刑部四·诸杀一·戏杀·戏杀准和》卷42）从这里看，元朝对戏杀类案件是允许民间私和，而且私和后若一方当事人反悔，国家是不给予支持的。

　　元朝在对仅有通奸案情没有人命案件上，若当事人“私和”是给予认可的。中统二年十月初六日，真定路（今河北省石家庄市）发生了封斌与张兴妻子阿丁通奸，并拐带她私逃事件，案发后封斌父亲封德收受了张兴银三锭后“私和”，并且写立休书让封斌休妻子阿丁后改嫁给张兴。“父封德与讫张兴物折银三定和劝要讫休书。”但至元四年（1267年）封斌反悔，起诉到官。刑部在审理时认为：“缘封斌父与讫张兴钞三定，自愿休弃，不合治罪。”（《元典章·刑部七·诸杀·凡奸·赦前犯奸，告发在后》卷45）此案的判决确立了国家对这类案件“私和”的认可。

　　（二）有限限制私和的刑事案件类型

　　元朝过失杀人案在司法实践中，认可私和的先例是大名府徐斌殴死张驴儿案。此判例虽然得到有效遵循，但也会根据具体案情进行限制。至元十七年（1280年）吴千三因为周千六威胁强奸他人妻子产生纠纷时前去劝解，在劝解过程受到周千六殴打时还手打死周千六。案发后，死者周千六父亲“受讫油米并物，将尸烧扬了当”，即接受财物“私和”。案件告发到官后，认定“吴千三所犯，比依大名府徐斌殴死张驴儿，伊母阿许受讫钱准伏[和]例”。但刑部审理时认为吴千三劝解他人纠纷，被人打而还手打死人后受害人父亲同意私和，与先例张驴儿母亲同意私和虽然相同，“其伊父周小十一不欲告官，自愿休和，将尸焚扬，即与徐斌殴死张驴儿，伊母告休事理一体。”但认为情节重于先例，“其吴千三终是用棍将周千六还打致命，比依前例颇重。”所以提出给予吴千三“量情杖断一百七下，征烧埋银五十两，给付苦主相应”的判决。（《元典章·刑部四·诸杀·因奸杀人·傍人殴死奸夫》卷42）从判决看，国家对这类私和案件是在附加条件下给予认可，因为杖107下是“量情”司法的结果，而非违反禁止“私和”而受到处罚。

　　从司法上看，元朝有时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会对私和案件进行限制，其中较典型的是对地主打死佃农时禁止私和。大德六年（1302年）七月，傅汝明打死佃户李小三，虽然案发后受害人家属与人犯达成私和，即“私和埋葬，别无检到尸伤，兼本人别无故杀情意，二次钦遇诏恩，比例钦依释免，仍追烧埋银两，给付苦主”。这里指出人犯殴打时没有故杀的意图，加上两次遇到大赦，提出除了私和费用外，加赔烧埋银后可以承认私和。但上报中央时，刑部认为国家在法律上对主人殴杀驱口都已经禁止，地主殴杀佃农更要禁止。“即今本使不请官司，殴杀死掳买驱奴，犹然治罪，盖因而妄伤故也。良人殴死他人奴婢，例断一百七下。”同时认为江浙地区大量存在贫民佃田为生现象，若对地主因小事殴杀佃户后承认“私和”，担心出现“权豪兼并之家妄杀无辜佃客之门”。这里，刑部是出于一种社会公共利益的权衡，即担心此案开启地主随意殴打致死佃农的先河，导致出现严重社会问题。呈报中书省裁决时，中书省指出对地主殴杀佃客的不仅要查清原由，还要受廉访司的监察。“今后若有违犯之人，追勘完备，廉访司审复无冤，依例结案，至日详断。”（《元典章·刑部四·诸杀·杀奴婢娼佃·主户打死佃客》卷42）从这里看，对这类案件最后采用的是一种有限制下的承认，即要报官备案，接受监察官员的审查。这样构成了对这类案件的私和的限制。

　　（三）禁止私和的刑事案件类型

　　元朝司法中对谋杀案件，特别是通奸谋杀案件不允许私和。若相关案件当事人私和，国家不仅要给予处罚，还要没收私和财物。在元初就确立这类案件不允许私和的原则。至元二年（1265年）十月二十五日，当时南京路（今河南省开封市）发生了李政、刘天璋两人与何馒头妻子阿陈和妾何阿安分别通奸后合谋杀死何馒头的案件。但由于受害人何馒头是陈玉的驱奴，案发后陈玉与人犯私和，接受两位人犯所赔钱钞200两，作为烧埋银。后来案件被官府知晓，对陈玉接受人犯钱钞私和不认可，对两名杀人犯判处死刑，此外何馒头妾何阿安由于实质参与谋杀按律判处死刑。在陈玉接受私和的钱钞中只允许留下50两作为烧埋银，多余的钱返还人犯家属。因为按当时法律，陈玉作为何馒头的“主人”，是有权对自己驱奴受他人伤害时相关权益进行处分，也就是可以与施害人“私和”。正是基于此，陈玉在此案中没有给予刑事处罚。“仍于元受打合钱内，就除烧埋银五十两给付苦主，余数还事主。陈玉私受财私和罪犯，为系官司准告，不合治罪。”（《元典章·刑部四·诸杀一·谋杀·因奸谋杀本夫》卷41）从此案看，国家在谋杀人命案中对“私和”是禁止的，就是在受害人家属或利害关系人与人犯达成“私和”，国家也不允许免除人犯刑事责任，只能私和民事部分。元朝对某些刑事案件私和进行禁止是继承金朝法律。至元四年（1267年）八月，路驴儿谋杀主人忽林察并威逼忽林察妻子与其外逃通奸案中，在审理时就引用到金朝相关法律。“祖父母、父母及夫为人所杀，私和者，徒四年；虽不私和，知杀期以上亲，经三十日不告者，减二等，徒二年；二罪俱有，从重者论。”（《元典章·刑部三·诸恶·恶逆·奴杀本使》卷41）从这里看，金朝对直系尊亲属被人所杀是禁止私和，若违反要处以四年徒刑；就是不私和，若超过30天不告官也要给予徒二年处罚。当然，此法律规定的是直系尊亲属，无法得知卑亲属被人所杀是否允许私和。但从元朝的司法判例看，卑亲属被人所杀，尊亲属与人犯私和应是可以，但有条件限制。在大名府徐斌殴死张驴儿案中，受害人张驴儿的母亲接受人犯钱财后“私和告拦”，即接受人犯家赔偿后不再告官。案发后官府认可了张驴儿母亲私和有效，并且还成为先例被广泛适用。当然，现在无法知道此案性质是故意还是过失，但从所引的材料看，应是过失案件。

　　元朝禁止私和人命案中还有一类是家庭纠纷中儿媳自杀的。对这类案件禁止“私和”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出现许多儿媳因为家庭纠纷就自杀，过后女方家到男方家大量索取私和财物的社会问题。至元十年（1273年）八月，在张禄控告弟妻阿高自杀被其娘家勒索钱物案中，尚书省指出“行下各路禁约：一等人家敢到男妇不务妇道，靡所不为，翁婆依理训诫，终心不伏，遂自害身死。其妇父母知会，便行部领人众，将翁婆拿执逼吓，取要烧埋等钱公事去讫。”（《元典章·刑部四·诸杀·自害·男妇自害亲属要钱追还》卷42）当然，从国家禁止这类案件“私和”的原因看，主要是为禁止妇女自杀复仇带来的社会问题。

　　元朝对不允许私和的案件，若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违法私和，在处罚时是要求返还财物，甚至是没收私和钱物。至元三年（1266年），谢英因为通奸谋杀王丑哥丈夫刘谢五案中，对受害人家属接收人犯钱钞“私和拦告”行为虽然不给予处罚，但除法定50两烧埋银外，多余的私和财物判决返还人犯家属。“烧埋银五十两，于元管钞内除克，余数还主。”（《元典章·刑部四·诸杀一·谋杀·因奸谋杀本夫》卷42）延祐六年（1319年），朱得兴与腊梅通奸外逃案中，判决时对“私和”财物就是没收入官。“班四受朱全佑钱物私和罪犯，即系惧罪之赃，拟合追没入官。”（《元典章·吏部三·流官·投下职宫公罪》卷9）

　　积极认可的民事私和

　　元朝在民事案件上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私和，国家不仅给予认可，并且禁止没有实质原因的反悔起诉。大德十一年（1307年），王成与祈阿马因为争夺土地权属发生纠纷，两人多次私和又反悔上诉。最后派临江路总管李倜审理此案。李倜在审查时指出“民间词讼甚多，肯自休和者十无一二。纵有原告被论初到自愿告拦，在后稍有违意，却称抑勒为由，复兴讼端”。由此看来，元朝民事纠纷采用私和解决并不是主体，大量纠纷是由官府审理解决。为此，李倜提出对于民事纠纷，若当事人达成私和后再反悔起诉的，官府要拒绝受理。上报中央时，礼部覆审时同意李倜意见，最后中书省在裁定时明确规定“王成与祈阿马见争地土，准拟告拦。今后，凡告婚姻、田宅、家财、债负，若有愿告拦，详审别无违枉，准告已后，不许妄生词讼。违者治罪”。（《元典章·刑部十五·诉讼·告拦·田土告拦》卷53）这样不仅裁定王成和祈阿马私和有效，而且还规定民间婚姻、田宅、家财、债务等民事纠纷国家承认当事人有权私和，并且禁止私和后随意反悔诉讼。这样，国家不仅鼓励民事纠纷民间私和，还保护私和的效力。

　　对私和主体的规制

　　元朝时，无论在刑事还是民事案件上，拥有私和权的只有当事人，或者受害人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其他人是不能强制、强迫当事人或受害人的直接利害关系人进行私和。元朝存在人命案中由于地方官吏强制让当事人或直接利害关系私和受到处罚的判例。大德六年（1302年），张仲恩告忻都伯推落桃儿摔死案件发生后，报官后官吏让张仲恩接受人犯财物私和而不进行勘验确定死因，案发后相关官吏受到处罚。“即听怯来等言，受告免检文状，纵令休和，与苦主中统钞一十六定三十两”。（《永乐大典〈第9册〉·尸·验尸》卷914）此案被查出后，河东廉访司提出对相关官吏处以笞刑57下，同时给予撤职记过的行政处罚。这在法律上确立了出现人命案后报官勘查检验是必经程序，除非案件受害人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提出“私和”不勘验，否则官吏不能主动要求相关案件人员私和及免除勘验。在梁聚殴死阿刘新生婴儿案中，陵州吏目陈彦德的随从梁聚劝说“梁二嫂将钞八定休和”，但直接利害关系人阿刘不同意放弃检尸，于是相关官吏不积极勘验，以至于错过了勘验时机。案发后相关官吏受到了处罚。从此案看，在涉及人命案时官吏不能强制当事人家属私和，只能由受害人家属主动提出。本案相关官吏是“张也先不花拟解职别叙，陈彦德及承吏韩居敬并罢役不叙”。（《永乐大典〈第9册〉·尸·验尸》卷914）从相关判例看，若受害人的利害关系人提出“私和”后要求不勘验是可以的。至元十年（1273年）五月，汴梁路（今河南省开封市）中牟县樊闰告儿媳喜仙上吊自杀案中，由于死者喜仙母阿白等人提出“自缢身死，别无他故，情愿收葬，准告免检”，初检官该县主簿李伯英同意免检。（《永乐大典〈第9册〉·尸·验尸》卷914）案发后，刑部指出对这类案件若是利害关系人提出并且没有其他事由的是可以免勘验的。本案在司法上确立了免勘验只能由受害人的利害关系亲属提出。

　　（本文系课题2021SFAL0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