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藏罪和包庇罪侵犯的是司法机关的正常刑事司法活动，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对此常各有理解，因此，对其准确界定尤为重要

　　8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窝藏、包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窝藏、包庇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及有关司法认定问题予以明确，《解释》自2021年8月11日起施行。

　　司法实践中，不少办案人员都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侦破刑事案件或抓获逃犯之后，往往会牵扯出一些涉嫌窝藏、包庇的犯罪嫌疑人。这些人给案件侦办工作增添了不少障碍，但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却并不容易——涉嫌窝藏、包庇的，大多是犯罪嫌疑人的亲朋好友，某些人难以在情与法之间作出正确抉择；与此同时，窝藏、包庇罪法律规定的不明确，也使司法机关难以作出准确的裁决。

　　我国刑法第310条对窝藏、包庇罪的规定是：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因为窝藏、包庇行为被规定在同一法律条文中，不仅学界长期存在“一罪”和“两罪”的分歧，具体司法实践中对此也各有理解。准确界定窝藏、包庇罪，正是《解释》的一项主要内容。

　　虽然窝藏行为和包庇行为在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甚至犯罪主观等方面有颇多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客观行为仍存在较大差别。按照《解释》的规定，为犯罪的人提供可以用于隐藏的处所、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行为，以窝藏罪定罪处罚；故意顶替犯罪的人欺骗司法机关，故意向司法机关作虚假陈述或者提供虚假证明，以包庇罪定罪处罚。简而言之，为犯罪的人逃脱法律制裁提供帮助是窝藏，干扰司法机关侦查起诉属于包庇。《解释》明确了窝藏罪和包庇罪的构成要件，有利于司法机关秉承罪刑法定原则予以精准打击。

　　值得一提的是，在窝藏罪和包庇罪的规定中，《解释》都强调了一个前提：明知是犯罪的人。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明知”和“犯罪的人”。《解释》规定，“明知”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接触被窝藏、包庇的犯罪人的情况，以及行为人和犯罪人的供述等主、客观因素进行认定。相比之下，界定“犯罪的人”更为复杂：这到底是经法院依法判决确定的犯罪人，还是普通意义上的犯罪嫌疑人？

　　司法活动中，窝藏、包庇行为的罪与非罪都因“犯罪的人”而起，准确界定其中概念至关重要。对此，《解释》明确提出：认定窝藏、包庇罪，以被窝藏、包庇的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换句话说，只要“犯罪的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那么就不影响窝藏、包庇罪的认定。反之，如果“犯罪的人”最终被宣告无罪，涉嫌窝藏、包庇的行为人也会被宣告无罪。窝藏、包庇罪具有很强的从属性和依附性，明确其与上游犯罪的关联和罚则，既能够有力打击犯罪，也可以避免伤及无辜。

　　窝藏罪和包庇罪侵犯的是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司法活动，同样的窝藏、包庇行为，因为窝藏、包庇对象的不同，违法性质和社会危害也大相径庭。在明确了窝藏罪和包庇罪的概念和罚则之后，《解释》的一大亮点是对“情节严重”作出了详细规定。什么样的窝藏、包庇行为属于“情节严重”？《解释》给出的答案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犯罪的人”违法性质严重，包括可能面临较长刑期、犯罪性质严重、在犯罪集团扮演重要角色、多次实施故意犯罪等情况；其次是窝藏、包庇者自身行为性质严重，无论是多次窝藏、包庇，还是窝藏、包庇多人，同属此列。由此不难看出，窝藏罪和包庇罪的“情节严重”，同时兼顾了主观故意和客观危害，如此双管齐下更有助于惩治犯罪，以儆效尤。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适用。综观《解释》的各项规定，无一例外针对的是司法实践活动中的难点和痛点，更加明晰的司法解释，不仅为司法机关提供了有力的指导，而且能够保障法律适用的准确和统一，也更有助于凝聚社会共识、维护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