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居委会工作经历的人都知道，调解纠纷是非常难做的一项工作，因为发生纠纷的双方都认为自己有理，所以互不相让，这就让调解人非常难办，调解行动常常会以失败而告终。最近读到两段关于民国时期的史料，是两位学术名家调解纠纷的故事，读来十分有趣。

　　任继愈先生在《自由与包容》一书中讲到了这样一件事：“傅斯年（时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在李庄的时候遇到向达的儿子和李方桂的儿子打架，一个五岁，一个八岁。五岁的打不过八岁的，李方桂的夫人就来找向达的夫人，两位夫人争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傅斯年看到了，对双方赔礼道歉，连说：‘你们两个消消气，都不要吵了，都怨我。’边说边作揖。”一场争吵就这样被化解了。其实，无论是两个孩子打架还是两位夫人争吵，都与傅斯年无关、都不应该由傅斯年来承担责任，但傅斯年为什么要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还对双方赔礼道歉呢？傅斯年这么做，就是为了消除双方的怨气、用自己的态度感化双方、使他们不再继续争吵，这种做法无疑是很有效果的。当然，傅斯年这样做，也有另一个目的：“傅斯年处理这事看似‘低三下四’，但他是为了尊重李方桂、向达两位专家，让他们安心研究，不为家庭琐事分心。”傅斯年可谓用心良苦，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这个所长是称职的。

　　郑天挺先生曾长期担任北大秘书长，在北大南迁并入西南联大之后，他也一直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总务长这个活儿，事儿比较杂，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得操心，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调节矛盾、化解纠纷，这事很不好处理，但郑天挺先生却做得很好，受到了各方的交口称赞。最近在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回忆录中看到的一则关于郑天挺先生的资料，就可以看出郑天挺先生在处理矛盾纠纷过程中展现出的高超智慧。1940年春，因日本飞机频频袭击昆明，所以，北大在昆明郊区的岗头村盖了一所房子，作为北大校长蒋梦麟疏散之用；同时，在紧邻的大院里也盖了七间平房，作为其他北大同仁暂避之用。蒋梦麟先生的夫人陶曾谷女士与北大同仁及家属之间关系不好，经常发生摩擦和冲突，因此，双方就都向郑天挺先生抱怨对方，并提出：在大院与蒋梦麟先生的住宅之间砌一堵高墙，使双方互相隔绝，以此来避免冲突。郑天挺先生一听到这个提议，连忙否决了，坚决不同意这样做，并分头做双方的思想工作，摆事实、讲道理，让双方取消这个想法，和睦相处。但双方都很固执，坚决要求必须砌这堵墙。郑天挺先生多次调解也没有效果，无奈之下只好同意。于是，郑天挺先生便找来工匠砌墙。那堵墙很快就砌起来了，但当墙砌到一尺高的时候，郑天挺先生突然命令工匠停工。双方便又分别来找郑天挺，让他把墙再砌高一些，但郑天挺却坚决不肯，于是，那半截子矮墙就横在那儿，成了众人的一块心病。过了半个月，双方经过冷静的思考，都意识到了自己当初的冲动是不合适的，都羞愧难当，便又都来找郑天挺，要求郑天挺把那半截丢人现眼的矮墙拆掉，这正是郑天挺所希望的，于是，他便命令工匠拆掉了那堵矮墙，双方从此便和睦相处了。通过这件小事，我们能够看出郑天挺在调节矛盾时的智慧：砌上一堵墙，不但不利于双方矛盾的解决，反而有碍观瞻，反而会更加激化矛盾。所以，郑天挺一开始坚决不同意砌这堵墙。但在双方强烈要求之下，郑天挺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把墙砌到一半就停工，用这半截矮墙教育双方，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果然，那半截墙砌起来半个月后，双方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反而纷纷要求拆除那半截墙。何炳棣先生在讲完这件事后，由衷地感叹道：“只有毅生（即郑天挺）先生才具有儒、道两家智慧的结晶！”

　　调解纠纷是一件很难做的工作，但傅斯年和郑天挺两位先生却做得很好，他们的宝贵经验和智慧，对我们后人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