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日前表决通过的《山西省禁止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规定》提出，在图书馆、超市、公园、电梯轿厢等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且拒不清除痰渍的，将处以一百至五百元不等的罚款。（5月17日新华网）

　　随地吐痰陋习由来已久，屡禁不止。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不断深入，公共场所随地吐痰行为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的重大危害，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山西此次运用法治手段治理这一顽疾，尤其对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且拒不清除痰渍的，将处以最高500元的罚款，并配套具体的落实举措，相比其他地方，这可谓开了“重罚”之先河，既体现了当地治理随地吐痰，倡导文明的决心，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得实效。人毕竟是驱利避害的“理性的经济人”，利益感觉容易被这样的重罚所触动。

　　但从另一角度看，即便不说面临的执法难题，过分依靠重罚也有着很大的负效应，弱化公众对随地吐痰的不道德感。经济学家史蒂芬在《魔鬼经济学》中讲了这样一个实验：一家日托中心里，研究者对每天下午接小孩的家长能否按时到达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最初总有几位家长迟到。后来规定凡迟到的家长需支付三美元罚款。出乎意料的是，迟到的家长反而越来越多。为何如此？原来，迟到本身是不道德的，给人罪恶感，但现在付出了额外的三美元，迟到的罪恶感也就消失了。在重罚随地吐痰上就可能存在这种“去道德效应”。

　　进而言之，花钱买教训对不文明者是一种警示，只有为自己的不文明付出大代价，才能促使其从思想深处认识反省，自觉改掉不良习惯。从这点而言，重罚有效也管用。但重罚只是一种途径。有专家在全面考察新加坡后认为，其美丽与文明，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有良好的法制。二是有优秀的公务员队伍和精英治理。三是政府决策的公开和公众参与。四是有良好的公民教育。

　　由是观之，各地想让治理随地吐痰等顽疾，光有重罚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公众的广泛认可与积极参与，没有执法者素质和执法效率的提高，没有市民素质的全面提升是不成的。而应开发多元的手段，致力于建立健全一种向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说“不”的整体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发生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随地吐痰之类的行为就会受到很大遏制，这固然有强力宣传之功，但也有共同利益和厉害所致。说明不是改不掉，而是太顽固。现在不少人都知道了什么是公民的健康权，也想做一位健康公民，但有些人只是停留在维护自己及家人的健康的层面上，而忽视了高度尊重他人的健康权和维护社会的整体健康，这是一个道德的层面，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层面，折射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只有大多数人都知道，随地吐痰不仅害己害人，也缺德丢人，同时，社会也的确提供了方便，加之罚款约束等，才可能会有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