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执行干警，每次成功执结一件案件多少都会有些小兴奋。但这次，当年逾七旬的黄母搀着拐杖来到法院颤颤巍巍地将4万元执行款交到我手里时，我一点也兴奋不起来，甚至有点负罪感。因为，在内心深处，我甚至觉得自己办的是一件“错案”。

拿到案卷材料，仔细的阅读判决书后发现，这是一件借款合同纠纷案，黄母的儿子小刚是连带责任担保人，也是本案唯一的被告，多年的办案经验提醒我，其中定有一些“蹊跷”。果不其然，这个案子在我院起诉过两次，我主动地找到当时的两名承办法官，三人坐下来当面沟通才理清事情的原委。

事情是这样的，2017年7月，黄家的远方亲戚朱某找到黄母的儿子小刚，声称自己生意上资金周转困难，需要一名担保人才能从原告刘某处借到7万元钱渡过难关。因为是亲戚，朴实的小刚思虑良久后还是在借款合同上签了字。后合同到期后，朱某未如期还款。2018年8月，刘某将朱某及小刚诉至分宜县法院，承办法官是林法官。法院审理过程中，二人均未露面，但黄母却主动到了法院。

“虽然这钱不是我儿子用掉的，但他签了字就得负责，这3万块钱是我的棺材本，我先替他还上。”黄母当时这样和林法官说道。黄母还款3万后，刘某主动撤诉，但事情并未真正了结。2019年6月，刘某再次起诉，而这次，被告只有小刚一个人。

“根据相关法律法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而债权人可以直接单独起诉连带责任保证人。小刚就是这种情形。”第二次审理的袁法官说道。

了解清楚案情后我立马上门寻找小刚，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我在一间破旧的瓦房里见到了黄母。说明来意后，黄母给我搬来了一个小方凳。屋里光线昏暗，我用余光扫去，屋内只有一张吃饭的桌子和一些简单的老式家具。

“钟法官，你也看到了，家里就这条件，不是我们不还，实在是拿不出钱。小刚也是心太善，被亲戚利用了。孩子也不是故意躲着你们，他心里也憋屈，我也劝过他，既然当初错信了人，该承担的责任总得承担，只是好歹给我们宽限一阵子。”说完，黄母叹息了一声。

“是呀，但是小刚毕竟是自愿担保的，现在出借人找到法院，法院也不能不管。按照法律，他的确有权只起诉你们。当然，你们偿还了之后还可以通过法院再起诉你那远房亲戚，让他们再还给你，这在法律上叫做追偿权。毕竟这钱确实是他借的，小刚只是担保。”怕黄母听不懂，我拿起纸笔给黄母比划了起来。

“我们已经给政府添了不少麻烦，再说法律上的事情我们不是太懂。钟法官，你放心，我听懂了。我们有责任还钱给出借人，我那亲戚也有责任把钱还给我们。豁出我这张老脸，我自己上门要去！”黄母说道。

“今天我来的意思呢，就是先了解一下情况。听村干部说你一家四口只有小刚一个劳动力，确实挺困难，还是低保户。但是该走的程序还是得走，现在出借人申请了强制执行，如果小刚不还钱，我们也只能依当事人的申请对他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列入黑名单...”我继续说道。

“什么黑名单呀？会有啥不好的影响？”没等我说完，黄母紧张地打断了我。

“简单来说就是你不还钱就代表你没信用，列入了这个没信用的名单后，将来对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有不小的影响，比如不能贷款买房、不能坐飞机高铁等，对小孩也有些影响，比如小孩子只能读普通的公立学校，甚至有些地方是限制小孩子考公务员的。”我特意用最通俗的语言跟老人家解释。

“我们虽然穷，自己苦些也就罢了，不能影响孩子。钟法官，你跟对方说说情，给我一些时间，我上亲戚家借去，再怎么样也要帮小刚还上。”听到我说到小孩，黄母又紧张了起来。

在回来的路上，我甚至有点后悔自己是不是有些话说的过重了，因为在我心里，我其实已经把这件案件框定在“无可供执行财产的‘执行不能’案件”范畴了。法律本来是伸张正义的武器，而这次却成了戕害善良的暗器，虽然我所做的，的确都是我的职责所在，但一种“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无奈和悲凉依然油然而生。（文中均为化名）

作者单位：江西分宜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