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P2P流媒体直播等技术的发展，使用语音和视频的网络直播方式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固有模式，受到了人们的大力追捧，且呈现出规模化发展趋势。但由于直播平台准入门槛较低，网络立法相对滞后，行政监管机制不健全等，网络直播乱象在近些年层出不穷，冲击了社会伦理道德底线，扰乱了网络公共安全与秩序。为此，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课题组对辖区两级法院2017年1月至2019年10月办理的网络直播纠纷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

　　一、基本情况

　　2017年1月至2019年10月，湛江市两级法院共受理网络直播纠纷11件，均已结案。其中，2017年4件，2018年5件，2019年1月至10月2件。该类案件具有以下特征：

　　1.直播内容低俗化、同质化。由于网络空间具有无地域限制及虚拟性的特点，能打破现实社会的地理界限及社会身份束缚，从而为传播淫秽色情、暴力、赌博、教唆犯罪，或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肖像权、隐私权等行为提供了空间。调研的案件中，传播淫秽色情2件，占18.18%，侵犯他人肖像权2件，占18.18%，网络赌博5件，占36.36%，其他类型案件2件。

　　2.直播效果影响较大且具有快速性、交互性特征。在网络直播活动中，受众的体验感、参与性较强，基于猎奇心理，易于接受张扬叛逆的网络文化和另类的价值观以获得存在感。

　　3.参与主体文化程度不高且呈现低龄化。由于网络直播准入门槛不高，大多数直播主体文化程度较低，均为大学以下学历，他们对法律知识缺乏全面认知和理解，为提高直播流量和薪酬收入，容易采取不当手段，触法违法。直播受众中青少年占比较高，他们阅历不丰富，认知浅薄，易于追捧“新奇特”的网络直播文化，有的因无力打赏或讨好主播而走上违法犯罪之路。

　　二、原因分析

　　1.网络立法不够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现行网络立法并未成系统化，且内容交叉，存在立法滞后和空白。如对违规直播行为的定性不够精准，行政处罚力度过轻，且属偶然性的针对热点直播事件的事后惩治等。

　　2.网络监管机制不够健全。由公安、广电、文化、网信、工信等多部门对网络直播进行监管，行政监管资源并未获得有效整合，容易形成“九龙治水”的状况。而在利益驱使下，直播平台在同质化的竞争中自我监管制度难以有效落实，甚至因违规直播成本低、效益高、查处难而铤而走险。

　　3.直播行业缺乏有效规范。作为内容生产者的主播，他们大多数没有时间和能力提供高质量的内容，只能将自身的身体语言、穿着与互动变成直播内容，但由于竞争激烈，部分主播打擦边球，通过低俗、暴力、色情等内容吸引受众关注。

　　4.用户角色缺乏公开化。在网络直播中，由于用户的真实身份及社会关系均被隐藏在虚拟账号之后，即使部分受众为寻求认同、猎奇窥私和消费满足心理，以及追求现场真实感，而发表违反良知的言论，也无须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更不会受到社会舆论的直接谴责，这些因素助长了色情、低俗、暴力等信息的传播。

　　三、对策建议

　　1.进一步完善网络立法。转变以网络数据安全为视角的立法方式，确立以网络行为规范化为主要方向的立法技术，通过整合现有的网络直播法律规范，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标准，严格行政执法程序，明确各行政主体的责任以及责任追究方式，使网络直播的行政监管标准化、程序化。要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明确界定网络公共秩序的含义及新型网络犯罪的危害性，加大力度严惩危害网络公共秩序的新型网络犯罪行为等。

　　2.进一步优化行政监管措施。通过整合公安、广电、文化、工信、网信等部门行政资源，明确职能分工，形成多部门联合协同监管模式，避免责任主体不明、执法标准不统一、政出多门的情况发生；建立专业、规范、统一的技术执法队伍，改变传统的“关键词屏蔽”“人工审查”的方式，加强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监管手段的运用，提升行政监管技术水平；建立预警和应急处置制度，实行主动有效的动态执法。

　　3.进一步强化直播平台的自我监管。要搭建行业安全评估体系和指导标准，细化行业准入、直播内容分级、资质审查等制度标准，转变直播平台竞争模式，促进直播行业规范有序发展；转变以流量度为主的薪酬模式，将用户评价和第三方监督制度引入直播利润分配体系，实现直播薪酬制度的科学合理化；引入网络数据采集、音频视频识别技术，根据流量波动和异常峰值对直播内容进行智能预警和应急处置，同时也要设立举报渠道，对于违法规范的主播实行黑名单制度。

　　4.进一步培树网络直播文化的主旋律。应注重树立文化传播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弘扬时代精神，打造高品质文化内容；挖掘整合现有的直播资源，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主播者，输出优质直播内容，构筑健康向上的直播环境；直播平台、主播者要根据受众合理期待设置直播议题，有效引导舆论和监控舆情，实现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确保网络直播话语权的严肃性。

　　（课题组成员：洪泉寿 赖燕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