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7年9月从教师队伍改行来到法院的，可以这么说，我最初的成长期与肖扬院长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任职是同步的，正是那十年的磨砺，使我从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逐渐成长为一个社会正义的维护者，每每想起那些日子，就不由得想起引领我们成长的最高法院掌舵人——原院长肖扬。

　　我与肖扬院长并未见过面，而我却从他那热情洋溢的讲话稿、高法所出台的文件、《人民法院报》上的社论中，感受到了一个法律人对中国法治理想的不懈追求。因为刚进法院，分配到办公室做文秘，写领导讲话稿、写调研文章成为了我的日常工作，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电脑还是稀有的，互联网也仅仅是传说，不像现在要写文章找资料，随便找找度娘，输入关键词，几千甚至上万的信息就弹了出来。所以，在当时，对于一个门外汉的我来说，那些讲话、文件、报纸便成了我必不可少的助手，剪报本都留下了好几本，肖扬院长的讲话几乎是每篇细读，从中学习领会立法的精神、原则，体会最高法院的大政方针、工作重点，然后融合到自己的文章中去，真的可以用受益匪浅来形容。

　　“看得见的正义”这个法制文明的常识，肖扬院长作为最高法院院长第一次如此公开表达。1998年底，中国法院开始实行公开审判。普通公民和媒体记者由此走进了此前神秘的法院，可以在法庭聆听控辩双方的交锋。改革也渐进式的，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法官脱下穿了多年的军警式制服，换着法袍，制服改变的不仅仅是外表，更是司法理念、司法礼仪的一场脱胎换骨。2002年6月1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正式文件，从这天起，全国法院在开庭审理案件时统一使用法槌，法庭显得更加威严。人民法院公开审判，使法官开庭更加规范，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走进法庭，法庭既是审判的场所，更是法制宣传的阵地。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虽然这个规定因其超前的理念被少数人不理解而饱受争议，却把法官从冗长的调查取证中解放出来，把律师在诉讼讼中地位和作用突显出来，堪称中国民事诉讼法史上的里程碑，诉讼的规则意识、程序正义理念第一次被提出被关注被感知。

　　“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题。目前“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司法责任制改革正在顺利进行，而这个改革前兆在2000年就开始了，肖扬院长在一次与中央新闻媒体座谈时，就提出了为进一步提高案件审判质量，人民法院将逐步取消院长、庭长未经审判程序个人决定案件的做法，把决定案件的权力还给合议庭。他特别强调，下级法院除重大疑难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外，其他案件一律不准向上级法院请示。而在之后的一次访谈中，他把这归功于党中央的支持，没有中央支持他也搞不了，体现了他永葆谦虚谨慎的作风。

　　法官队伍建设也是肖扬院长一直非常关心的，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试图从资深律师和学者中选拨法官的做法，但因最高法院无法解决更高待遇等问题，结果应者寥寥。但从2001年起，初任法官必须以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为前提，改变了过去法官、检察官、律师不同的资格考试的做法，使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成为可能。2003年在参加全国人大山西代表团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时，肖扬说：“毫不隐瞒地跟大家说，法官队伍难带，这是我现在最感头疼的事，一些法官素质不高，不能胜任日益专业化的审判。”他认为法官职业化是提高法官队伍素质的根本所在。

　　值得回忆的点点滴滴太多了，作为一名法院人，有幸经历了肖扬主政的时代，从传统司法过渡到现代司法的关键时期，这种改革留下的深刻印记历久弥新。

　　斯人已逝，但先生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先驱，他所开创的时代，并不会因时间推移而消失。恰恰相反，先生一生所向往的法治理想正在实现。尽管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我们毕竟在先生的带领下，已经在路上！

　　（作者单位：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