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关于“法定犯”的立法越来越多，诚如储槐植教授所言，“法定犯”时代已经到来。确实，从发展角度来看，“法定犯”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让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我国“法定犯”却呈现出罪过“模糊化”的发展倾向，这有必要引起重视。

　　一、“法定犯”罪过形式立法与司法的双重模糊化

　　根据1997年刑法的规定，我国只有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丢失枪支不报罪等少数在罪过形式上存在争议的罪名。对此，刑法学界展开了长久、深入探讨，但迄今尚未得出统一结论。近年来，国家又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改或增设了诸如污染环境罪、食品监管渎职罪等罪过形式模糊的罪名，这在立法上进一步加剧了我国“法定犯”罪过模糊化趋势。不仅如此，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对于罪过形式模糊的罪名，司法机关往往也趋向于模糊处理。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不少裁判文书对于罪过形式不主动提及，只是概括表述构成相应犯罪；另一方面，对于罪过形式的辩解亦不予任何回应，在裁判文书中径直认定构成相应犯罪。

　　二、“法定犯”罪过形式模糊化的司法困惑

　　对于“法定犯”罪过形式立法与司法的双重模糊化，有论者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法定犯”的故意与过失之间的伦理谴责性差异不大，且目前司法机关统一了相关立案量刑标准（如最新司法解释就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的立案量刑标准做了统一），故严格区分罪过形式没有意义。相反，罪过模糊化处理有助于减轻控方的证明负担，提高案件追诉效率。诚然，从这方面来看，此种论述也有一定道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传统刑法是严格区分罪过形式的，且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整套相关制度，如累犯、共犯、缓刑、假释等人身危险性评估、从业禁止等。因此，关于罪过形式的认定不仅是个案问题，更是一项系统问题。罪过模糊化处理尽管在短期内方便了办案机关，但事实上可能对犯罪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且从长远来看亦会增加不必要的麻烦。试想之下，如若司法机关未确定相关罪名罪过形式，又如何认定累犯，共犯？又如何落实相关从业禁止等制度？其必然结果要么是放纵犯罪，要么是加重罪犯负担，不利于公平正义。

　　三、“法定犯”罪过形式模糊化的处理原则

　　从立法层面来看，对罪过形式模糊化处理，以同一法条囊括故意与过失两种犯罪形式，系采取的相应立法技术，这本无可非议。但司法的使命就在于定纷止争，司法裁判应当尽量明确具体“法定犯”的罪过形式。其可采取的基本方法是：对于基本能确定罪过形式的，即使检察机关未明确指控，裁判文书亦应当主动释明系故意犯罪或过失犯罪；对于犯罪中既有故意，又有过失的，应当全案认定为故意犯罪；对于确实难以确定罪过形式的，从“疑案从轻”，有利被告等视角出发，可推定为过失犯罪。但无论属于何种形式，司法机关都应当在裁判文书尾部予以明确表述。

　　（作者单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