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将“恤”解释为“忧也。收也。”是指人们产生恻隐之心的时候，就能感同身受去怜悯他人。“恤”与“刑”连用，即为对罪犯施以刑罚时，要存有悯恤之意。恤刑最早见于《尚书·舜典》：“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唐代孔颖达疏注曰：“忧念此刑，恐有滥失，欲使得中也。”此即审判要公正谨慎，用刑要悯恤不滥。明代丘浚的《慎刑宪》系统地阐发了古代慎刑、恤刑的思想，其目有“申冤狱之情”、“慎青灾之赦”、“存钦恤之心”、“戒滥纵之失”等。

　　恤刑的范围

　　恤刑体现为对老幼妇疾、狱囚的怜恤，并且从广义上体现在刑典的从轻、刑罚的延缓执行和各种赦宥的规定等方方面。如死刑的恤刑是指我国古代起到慎杀作用的死刑复奏制度；对议、请、减、赎者，老小疾病、妇女等的恤刑；从轻法，如法令变更时，恒从轻法；赦前断罪不当者，亦从轻法；数罪的恤刑，如数罪俱发，只从一重或一等科；更犯时，累役不过四年，加杖不过二百等；刑之减免，如恩赦及因其他事由的减免，存留养亲和留养承嗣制度。

　　中国传统道德观

　　“道”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最高范畴。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的基本构成是“阳”与“阴”，阳在其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形成“阳主阴从”的结构。由于阳代表德性，阳主意味着属性依德。古人认为，万物的原理是道，属性是德。张中秋先生指出“传统中国法的道德原理表现到法律原则与规范上，可以简单地用‘三纲五常’来概括”。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五常包括仁、义、礼、智、信。我国古代的法律以人本主义和法自然作为立法和执法的最高准则，推行伦理教化和执行刑罚，殊途同归，终使人达到与天地合一，上下同心，以期实现人人自律，备礼守法，使刑罪不用。因此在构筑法律体系的框架时，也充分注意了礼治与刑罚的综合为用，恤刑思想也便应运而生了。通过恤刑体现统治者的宽恕、仁慈之品格有利于社会正统伦理道德的发展。同时在原有的刑罚上给予弱势群体宽待，体现了法律威严中的人情，也符合大众对弱者同情的道德理念，减少了他们对残酷刑罚的恐惧和厌恶之感，从思想层面上实现统治目的，恢复良好的社会秩序。

　　民本和仁孝的观念

　　《尚书》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夏、商的神权法思想为统治者出入人罪、罪行擅断主义带来了方便，将法律推向了神秘的重刑主义。周朝统治者在总结夏、商的亡国教训时认识到，单靠神权已不足以维系统治，因而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主张。西周在“敬天保民”和“明德慎罚”思想的影响下，制定了各项恤刑政策与措施，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制定了“三赦”和“三宥”之法。

　　“仁”是儒家基本思想范畴的中心，但最具代表性的解释即是“爱人”，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和“为政以德”的主张，治国须“宽猛相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人皆有同情悯恤之心，统治者执行刑罚便会怜悯罪犯，会法外行仁以减轻对罪犯的刑罚，这种法外行仁以减轻刑罚的行为即是恤刑思想的渊源之一。

　　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政治主张阐明民本思想，“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为政者就不能动辄施刑，且在施刑时也要存有悯恤之心。

　　同时，儒家倡导以“孝”治天下，强调“尊尊、亲亲”的纲常伦理原则。统治者所施行的诸如矜老恤幼、亲亲相隐、轻侮法以及复仇得以赦免的政策体现了对孝子的尊敬怜惜，“存留养亲”“存留承祀”等孝行则直接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恤刑思想。

　　天人、阴阳的世界观

　　我国刑罚制度是先民观察大自然现象所呈现的自然法则而产生的。

　　自伏羲氏法天则地始画八卦，后人化而为《易经》，衍生了我国法律思想理论。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时代，人们以蒙昧的思想体验自然界，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形成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天道自然观，从而演变出处世治国的人生观，“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统治者为政也应以德为主、刑为辅。两者的关系犹如黄昏与早晨、春天与秋天，只有相互结合才能构成有机整体。它融合了儒、法、道三家的思想。若君主滥用权力，逆天而行，则天就会给予责罚，如星变、地震、旱灾、水灾等异常的自然灾害。为了避免天谴应体察民情、整肃吏治、浚理滞狱、大赦天下等。而且人固有“善”、“恶”两性，那便需对其引导教化，只有礼仪教化，才能使人克制物欲，走上真正的善，把德教放在第一位，促使统治者为教化罪犯而实行减免刑罚政策。而统治者为实施德教，对罪犯实施减免刑罚的政策即是恤刑思想的体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