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是成都武侯祠里一副著名的对联，它以高度凝练的笔墨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文治武功，同时也体现了客观、务实、灵动的东方智慧，与主观、教条、僵化的学院派作风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它穿越了数千年的时光隧道，给今天的我们——尤其是全力解决执行难、全面打响攻坚战的法院人以多方面的启示。

　　该对联的大意是：能采取攻心的办法，自然会使那些疑虑不安、怀有异志的人打消对抗的念头。自古以来，深谙用兵之道的人绝不是喜欢穷兵黩武的人；不会审时度势，其治国理政无论是从严还是从宽，都是盲目的、错误的，以后治理蜀地的人对此可要深思熟虑啊！据《资治通鉴》记载，“（诸葛亮）佐备治蜀，颇尚严峻，人多怨叹者”。老百姓一开始不太适应，颇有微词。法正（东汉末年刘备帐下谋士）就劝诸葛亮效法刘邦入关中之后约法三章的先例，“缓刑驰禁”、从宽治蜀。诸葛亮批评了这种“本本主义”的观点，指出不论从宽或者从严，都要先“审势”，才能确定最终实施何种治国方略。并精彩地分析说，秦朝用法过于严苛，百姓深以为苦，致使天下“土崩”。在这种情况下刘邦反其道而行之，约法三章，顺应民心，大获全胜；而刘璋治理蜀地却失之于软弱，“威刑不肃，蜀地人士，专权自恣”，君主对待臣民过于宽大，“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才失败。新建立的蜀汉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从严治蜀，“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实践证明，诸葛亮的“攻心”与“审势”，在“七擒孟获”及巩固新生政权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取得了巨大成就。据说毛泽东同志十分推崇这一名联，他在1958年来到武侯祠时，曾在此联前驻足、沉思良久。邓小平同志也称赞此联写得好，富有哲理。

　　其实，治国理政要“审势”“攻心”，宽严相济，民事执行何独不然？对待“老赖”，何独不然？要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何独不然？

　　从历史沿革及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民事执行制度失之于宽。这不仅不利于申请人权利的实现，更不利于目前解决执行难攻坚战的迅速推进，故而需要由“宽”入“严”，用“重典”、下“猛药”，才能治“宽”“软”之积弊。

　　一

　　纵观世界历史，民事执行大体上呈现一种“从严到宽”的态势。

　　在原始社会，民事执行主要靠私力救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这样说：“（原始社会）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也就是说，当时权利人主要靠自身的力量来迫使被执行人停止侵害，或者强行从对方手中取得补偿，从而实现自身权利。在这一过程中，“血亲复仇”“同态复仇”成为常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执行方式”显得简单粗暴、原始血腥。

　　在奴隶社会，执行行为的实施者仍然是债权人本人，而不是国家。实现债权的方式，仍然以暴力为主。执行行为仍然很野蛮、残酷。在古罗马，法律允许债权人强制债务人为奴，而且可以将债务人在奴隶市场出卖。著名的《十二铜表法》甚至规定：“至第三个市集日，债务人得被砍成块。至于砍块大小，则不归罪于他们（指债权人）。”当一个债务人有多个债权人的时候，这些债权人竟然可以将债务人砍成数段，每个债权人各取一段尸体来抵债！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在封建社会，执行主体实现了从私力救济到公力与私力并存这一巨大转变。我国明朝时期，甚至发展到了民事执行只能请求政府执行，禁止债权人以自身力量进行强制执行的程度。《大明律·户律六·钱债》规定：“若豪势之人，不告官司，以私债强夺去人畜产业者，杖八十。”至于欧洲，则是到十三世纪罗马法复兴之后，才废弃了由债权人自己强制执行的制度，改为由裁判机关组织力量对债务人实施强制执行。其执行方式也柔和了很多。早在秦代，我国法律就明确禁止以债务人人身为质来还债：“百姓有责（债），勿敢擅强质，擅强质及和受质者，皆赀二甲”（《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大明律·户律·钱债》的规定更加严格：“若准折人妻妾子女者，杖一百。强夺者，加二等。因而奸占妇女者，绞。人口给亲，私债免追。”与奴隶社会的法规相比，这体现了对人类基本权利的尊重，无疑有了巨大进步。

　　在近现代社会，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公力救济都在民事执行中得以确立，以“弱肉强食”为基本法则的私力救济模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执行方式上，民事执行日趋人性化、文明化，民刑不分、以刑代执的做法被废除。尤其是1807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其第五卷即为“执行途径”，专门对民事执行程序进行了详尽的规定。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拿破仑的军事扩张，该法典逐步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促成了大陆法系的形成。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仍然承袭了这一立法模式。

　　二

　　但“水久虫生，法久成弊”，一味地讲究“文明执行”“人性化执行”，一味地从“宽”，便逐渐纵容了被执行人，他们无视法律尊严，甚或钻法律空子，以“苟免”为荣，以逃避执行为能事，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执行难的痼疾。

　　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尽管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法律程序缜密，社会诚信体系完备，但“判决的执行程序仍招致严厉的批评：无效率，过于复杂、迟延”，“从大部分可用的有关收债案例数据的研究可知，收债实际上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都面临着相似的执行问题，尽管原因和优先问题可能因国家不同而不同（见Oscar G Chase，Helen Her shkoff，general editors，Civil Litigatian in Comparative　Context， Thomsen/West，2007）由此可见，执行难绝非我国所独有，而是世界性难题。

　　最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的是，面对执行难，发达国家都收紧了“缰绳”，由“宽”入“严”的倾向十分明显：

　　在英国，“判决的执行问题在讨论民事司法时几乎被忽略，然而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法院判决的执行程序相当不完善，许多判决得不到执行”（见赵秀举《论现代社会的民事执行危机》）。因此，英国在2002年就对执行立法和执行体制进行了较大改革：其《民事诉讼规则》（CPR）在2002年修订后，从根本上改变原有执行机构。同时修改了高等法院规则（Rules　of　the Supreme Court）和郡法院规则（County　Court　Rules），并将二者作为CPR附表纳入到民事诉讼规则的大框架内。经济危机来袭之后，新一届政府更是重视执行工作，向国民承诺，将打造更具备“强制力的执行员”（见齐树洁《英国强制执行制度改革及其借鉴意义》）。

　　在欧洲，执行问题甚至上升到了人权高度。欧洲人权法院反复强调，国家有义务确保胜诉者有权执行该裁判，而“如果（欧盟）成员国本国的司法制度放任司法终局裁判不被执行，使债权人的损害无法获得补偿，那么接近司法的权利将形同虚设”。换言之，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债权，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不是普通的债权，而是一种升格了的、可与人权等量齐观的权利。反观国内的某些观点，不能与时俱进，还在刻舟求剑，仍在奢谈“债权之上有人权”的老调。有些人甚至将债权与人权对立起来，给执行工作设置了重重“紧箍咒”，姑息养奸，未免有失公平。笔者认为，应适度从“严”， 铁腕“纠偏”，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直到最近，在发展专家中形成一个全球共识：成功、公平和高效的强制执行，无论是对商业性私人执行，还是国家机构，对发展法治文化非常重要。并且，在国际法学界中有一个不断成长的认识，要求国家遵循国际、区域人权协定及其本国宪法，公平、高效地执行法院判决”（见Keith Henderson，angina shah，sandra Elena，violaine Autheman， Regional Best Practices：Enforcement of Courl Judgments Lessons Learned From Latin America，2004）。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三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应该如何“从严”？

　　除了“向外看”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法治经验之外，笔者认为，更应该“向后看”和“向下看”。

　　所谓“向后看”，是指回过头来，系统回顾数千年中国法制史，从我国传统司法制度中汲取营养。外来经验或许会“水土不服”，但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的“东方之花”，却曾有效的治理、规范过这片土地。

　　实际上，早在唐代，我国就有了类似“拒执罪”的规定，采取的是“数额犯”的立法模式。《唐律·杂律·负债违契不偿》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疋以上，违二十曰笞二十，二十曰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疋，加二等；百疋，又加三等。各令备偿。”对于侵害物权的行为，则设置了类似“侵占罪”的法条：“即借衣服、器玩之属，经三十是曰不还者，坐赃论，罪止徒一年。”

　　在《大明律·户律六·钱债·违禁取利》中，规定得更为细致，颇有“量刑标准化”的意味：“其负欠私债，违约不还者，五贯以上，违三月笞二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杖五十；二百五十贯以上，违三月笞三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杖六十。并追本利给主。”“其负欠私债，违约不还者，五贯以上，违三月笞二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杖五十；二百五十贯以上，违三月笞三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杖六十。并追本利给主。”与之相比较，我们今天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规定，似乎略粗。

　　所谓“向下看”，是指要把“顶层设计”和“基层经验”结合起来，双向互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以破解民事执行中的“找人难”为例，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人民检察院、辽宁省公安厅印发的《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中对此有一个创新，《指导意见》第九条规定：“被执行人为逃避人民法院执行，隐瞒经常居住地，致使人民法院无法查找被执行人并造成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可按照《全国人大解释》第二款（五）项‘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追究刑事责任。”众所周知，“找人难”是执行难的“第一难”，很多案件因为无法找到被执行人而被迫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以前一直没有妥善的解决办法。而这一创新，具有针对性，笔者所在法院的执行局曾为此专门组织全局进行专项学习。执行干警将之誉为“执行利剑”，普遍认为这是打赢攻坚战“武器库”中一件非常称手、好用的“兵器”。《人民法院报》在2018年6月7日报纸一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这个《指导意见》。笔者认为，应该及时将全国各地类似的鲜活经验吸纳进来，尽快将之上升为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从而推动执行攻坚战走向深入。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青”。面对着无比复杂、多变的民事执行现状，我们的目光应在理论与实践之间、“顶层设计”与“基层经验”之间来回巡梭。

　　（作者单位：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