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送法下乡，县里统一安排，我以法院书记员的身份同时兼任两个村的法制副主任。每个月要下乡一次，平时随时接受村民的电话咨询。

　　元旦节后的第一天，我刚到办公室就接到了一个村民的电话。他很着急，说自己的妹夫因为非法持有猎枪，被抓进了看守所，这个月底就要开庭了。但是妹妹家生育了五个孩子，家庭经济非常困难，而且奉养的丈夫的双亲都是国家建卡贫困户。他急吼吼的问，他们根本请不起律师啊，怎么办？

　　这个问题并不难，只是村民缺乏对法律援助制度的了解罢了。我赶紧告诉他，你们可以去镇司法所申请法律援助。本以为事情就这么告一段落，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我大吃一惊。

　　这位村民骑着摩托车，从金台村立即赶到了镇上，这时已经是冬天，当然是寒风刺骨、面如刀割。但一个小时后，迎接他的却是兜头一盆冷水。司法所一个胖胖的女工作人员在上班，生硬的甩出一句话，“不符合条件”。他急了，再问怎么不符合条件，工作人员就不说话了，只拿眼睛瞪他。

　　村民没有办法，只好又打电话给我。我让他将电话给那位工作人员，我问问他们掌握的政策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按照《刑事诉讼法》，家庭贫困应该是法律援助的条件之一。听说要让她接电话，工作人员先是一惊，说凭啥子要接电话？村民说，这是我们村的法制副主任。工作人员又是一愣，什么法制副主任？其实，法制副主任进村是全县的统一部署，牵头部门之一正是司法局。这下可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

　　司法所工作人员一边翻阅着《服务指南》，一边回答我，要申请刑事辩护援助，必须是智力残疾一、二级或者重大社会影响案件，对方并不符合条件。这让我很疑心，难道《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所掌握的条件有这么大出入？按照这位工作人员讲的标准，那大量的刑事案件可能根本无法申请法律援助？当事人的辩护权如何保证呢？

　　我赶紧联系了县司法局，幸运的是县司法局援助科的人说，家庭贫困应该是援助对象之一。这位村民可以带着材料来县里办理。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结论。但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这位村民要带来的材料，也就是贫困证明，需要在镇司法所领取表格，填写后加盖镇党政办公章，才能作数。我再次和镇司法所工作人员通话，对方却说司法所没有这个表格，叫村民去另一个镇上找一名律师，他们有这个表格，因为他们做过援助案件。

　　这才是最匪夷所思的，镇司法所居然没有司法援助的表格！但是这位村民还能说什么呢？他什么都无法质疑，只能在寒风中骑着摩托车，往另一个遥远的镇上赶去。我感觉这件事很奇怪，又打到县司法局去询问情况，还是援助科的人员接的电话，对方呵呵一笑，说，你让那个村民上去等着，我给司法所发一个电子表格过去。这位援助科的人员当然是非常友善的，表格也马上发过去了。村民避免了一次寒风中的远骑。司法所最终给了他表格，他拿着表格又回到本村里，填写后加盖了村里的章，再回到镇上，加盖镇政府公章，然后又骑一个多小时，赶到县里，申请法律援助。

　　这天，新年的第一天，这位村民早上7点钟出门，折腾着办完所有事，回到家里已经是天黑了。他没来得及吃一口饭，甚至没有喝一口水。他只是迎着冷风到处赶路。设想一下，如果镇司法所人员对法律援助业务更加纯熟，仅在镇上就可以一站式办理，那么人民群众还需要这么风雨兼程吗？这里也涉及到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制度改革，司法援助当然也是这个中心的外延之一。难道不应该在法律援助上更加方便、快捷吗？法律援助制度不应该以限定和排除辩护权为目的，而是应该积极促成辩护，这难道不是应有之义吗？岂能以书面教条，机械化的理解法律援助制度本身？

　　就法治之途而言，我们都是那个骑摩托的人，都在追逐着法治的目标，迎着风，迎着雪，但我们终将以权利的名义，直抵春天！

作者单位：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