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不到上班时间，我的一个当事人任伟（化名）就给我打过来的三四个电话，很着急的样子，我让他他耐心等待，便即刻驱车到单位。

　　一见面，他就说：“我该咋办啊！”这是一位30多岁的男人，情绪特别激动，称自己在车祸中受伤住院确有损失，且并没有赔偿完全，自己也通过法院查封了被告宋辉（化名）的车辆，保险公司的保险限额即便用完也应由被告宋辉赔偿，如不能解决将采取非正常的手段。

　　我赶紧安抚任伟的情绪，跟他重新聊起了这场交通事故……

　　2017年1月16日23时，宋辉驾驶车辆在行驶途中与前方等待过火车的任伟驾驶的车辆追尾，又与右方车道停靠的重型自卸车相撞，造成三车不同程度损坏，宋辉及宋辉驾驶的车辆乘坐人董雷（化名）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濮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宋辉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宋辉驾驶的事故车在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

　　本案事实并不复杂，宋辉已涉及刑事犯罪，刑事案件审结，宋辉因交通肇事罪被我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二年。在刑事承办法官通知任伟可以向宋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任伟放弃提起附带民事主张。但之后任伟又以机动车交通事故为案由，将宋辉及交强险案件承保的保险公司起诉到我院，案件分到了我手里。

　　任伟的诉求标的达十六万多，但提供的证据全部是复印件。

　　在我跟宋辉了解情况时，他向我提供了一个二人签订的民事协议，气愤地说：“我已经一次性补偿了任伟的各项经济损失，不应再承担任何责任，和解后两人还握了握手，这人怎么说话能不算话呢！”

　　被告保险公司提交了一份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称除医疗费限额部分，其他所有限额已经赔付给死者董云的家人，且任伟提供的证据均是复印件，他们拒绝质证。

　　我从其他途径了解到，在刑事审理阶段宋辉对任伟的损失进行了赔偿，但赔偿数额仅是对给任伟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行的估算，任伟对其伤情进行了伤残程度评定后，根据伤残鉴定报告，任伟的损失已超过赔偿的数额。任伟的医疗费也超过了座位险的限额。我想如果根据证据规则，任伟的举证责任不能，驳回诉求，一判了之的话，势必不能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任伟确实存在没有得到赔偿的损失，如无其他救济手段，极有可能造成上访缠访事件。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怎么对原告的损失加以区分对待，能比较完整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呢？

　　我首先把任伟的医疗费票据复印件与原件进行了仔细核对，计算出未赔付的医疗费，给保险公司做工作让他们赔付了剩余的医疗费，并赔付了医疗费限额内的住院生活补助费、营养费等项目，保险公司予以配合。

　　在给任伟与宋辉调解时，宋辉坚决认为已经签过调解书了，自己就不应当再出一分钱！

　　案件似乎陷入僵局，从宋辉这里是打开不了突破口了。我辗转打听到宋辉的家人，了解到宋辉的父亲只有他一个儿子，并且在其羁押期间是他父亲一直奔波操劳。我联系上宋辉的父亲，向他解释案件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最终取得其父亲的共识，让他对宋辉进行劝说。

　　随后我又把任伟及妻子传唤到法院，给他们分析利害，计算法律成本。考虑到任伟的经济状况，我跟任伟多次做工作，变更诉讼请求，退给他部分诉讼费，宋辉另外赔偿任伟3000元，任伟同意对宋辉的车辆解封，终结该案终于圆满解决。

　　至此，达成和解协议的两个人，双手再一次紧紧握在了一起。

作者单位：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