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力度不断加强，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到目前为止，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数量早已过百，反腐败正在不断打破“禁区”和“惯例”。这些官员落马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是在他们当中有一小部分人，在面对调查时，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是选择“坦白从宽”，而是采用一系列花招来应对调查，企图蒙混过关。

　　手机成为必须被销毁的“危险品”

　　2015年5月，广东省珠海市市政园林和林业局原副局长蔡伟生涉嫌受贿案在珠海中院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蔡伟生透露，自己在被纪委调查的前一天，曾删光行贿人的号码，“我感觉到他们肯定会给我惹麻烦。”

　　近日，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热播。该片披露，甘肃省原副省长虞海燕在中央巡视组到达前，把家里跟相关老板的合影都剪碎了往马桶里冲，把和老板们联络的手机用醋浸泡后扔进了黄河。

　　无独有偶，这一行为与此前一位落马官员颇为类似。此前，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被中纪委带走时，其第一反应便是消除违纪违法的证据。纪检人员称李春城被控制后，“他要求上厕所，并试图抠出一张手机卡扔掉”。

　　建立攻守同盟“打死都不说”

　　落马贪官往往不是“单打独斗”。在过去权力与利益结合的关系网上，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更为常见的则是各方利益关系人订立攻守同盟。自2014年9月份以来，官员违纪通报中“对抗组织调查”的表述出现的频率逐渐增高。

　　2015年8月，中央纪委网站发布了5名山西官员被“双开”的通报。其中，涉及山西省忻州市委原书记董洪运的通报中提到，董洪运“在组织审查期间，采取欺骗、隐匿、订立攻守同盟等手段，对抗组织调查，性质恶劣”。

　　在《中国纪检监察报》中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个细节：2015年5月，长沙市纪委对时任湖南省长沙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熊慈明开展初核调查。在此期间，熊慈明在市残联党组会、中层干部会、全体职工大会上要求每个人就其被匿名举报的问题谈认识、表明态度，并多次公开宣称要打击报复举报人：“你们给我小心一点，竟敢告我的状？别以为我不知道是谁。”

　　私下，熊慈明却主动与行贿者订立攻守同盟，串通供词，伪造证据，企图蒙混过关。2015年下半年，熊慈明先后两次找到与其有过不正当经济往来的戴某，叮嘱他：“纪委找我谈话了，他们如果找你，嘴巴紧一点，不要让人知道我们的关系。”2016年3月，因害怕与吴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问题暴露，他将吴某叫到办公室，要求她不要向任何人承认两人之间的不正当关系。

　　熊慈明虽然拥有与组织顽抗到底的“决心”，拒不配合，反复“强调”自己没有任何问题。然而，纸包不住火，在铁的事实和证据面前，他终于低下了头。

　　装疯卖傻“我有病”

　　在贪腐案中，很多落马官员专业知识丰厚、心理素质强大，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面对办案人员，采取各种办法企图逃避法律责任；有的官员索性装病装傻，一问三不知。如原广西自治区民政厅救灾救济处处长龙志华因受贿被拘期间，为了逃避问题，他不但装疯、装傻、装病、装死，甚至还故意尿裤子，想以此伎俩逃脱法律制裁。

　　同样的还有，广东省国资委原主任刘富才于2014年4月25日未向组织报告擅自出国，组织要求他回国接受调查时，他找借口称“身体不佳，不能坐长途飞机”，拒绝回国。以为退休了就不用向组织报告擅自出国，继而拒不配合组织调查，都一再证明刘富才党纪意识、规矩意识的欠缺。2015年，刘富才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收缴违纪所得。

　　第一时间转移赃款“找不到钱，你能奈我何”

　　对于贪污受贿官员来说，多年积攒下来的大笔不义之财就是活生生的证据，以往总嫌不够多，现在都成了烫手山芋。因此，一听到风吹草动，第一时间就想到转移赃款。小官巨贪的代表，秦皇岛市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被抓后，他的母亲连夜搬走多箱现金；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李建功在纪委找他谈话期间，指导妻子利用夜深人静时，避开监控，偷偷开车把钱转移出去。

　　贪官们的招数伎俩还有很多，蛇跑兔窜各有各的道。落马官员用计脱责无非是在做最后挣扎。贪腐是违法犯罪，承认贪腐，势必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落马官员对此必然心知肚明。但落马官员往往不会心甘情愿束手就擒，为了逃避法律惩处，会作出最后的挣扎。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三严三实”的要求，“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试问如果每个官员都能够遵循“三严三实”，又何来这么大的勇气苦苦挣扎，即使在落马后，仍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