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3日，山东高院对上诉人于欢故意伤害案二审公开宣判，认定于欢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将原审法院判处的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这一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在法定审限内审结。为使社会公众全面了解案件的有关情况及二审裁判，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山东高院负责人。

　　记者：山东高院在二审期间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山东高院负责人：我们高度重视于欢案件的二审审理工作。一是及时组成合议庭。3月24日，该案二审受理后，即确定了合议庭成员，并在高院官方媒体发布了相关信息。二是切实保障各方诉讼权利。合议庭迅即与案件当事人取得联系，告知其相关诉讼权利，并充分保障了相关人员庭前查阅、摘抄、复制卷宗材料以及庭审中陈述、质证、发表辩护、代理意见等权利。三是全面审查事实证据，认真梳理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审于欢，实地查看了案发现场。四是召开庭前会议。解决了是否申请回避、是否公开开庭审理、庭审范围等程序性问题，并就事实证据、出庭证人名单等问题听取各方意见，为庭审的集中审理打下了基础。五是公开开庭审理。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要求，依法通知苏银霞、杜建岗出庭作证；通知当事人家属，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邀监督员、专家学者、律师代表、媒体代表、基层群众代表共100余人旁听了庭审；采取“图文+阶段性视频播报”的方式，对案件庭审进行了长达15个小时的直播，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庭审的公开透明。

　　记者：二审判决认定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的依据是什么？

　　山东高院负责人：于欢的行为是否具有防卫性质，是本案法律适用的焦点之一，也是诉讼各方争议、社会公众关注的核心。二审认定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主要有以下考虑：一是案发时存在对于欢母子的不法侵害情形。杜志浩等人在较长时间里对于欢母子实施了限制人身自由的非法拘禁行为、侵害人格名誉的侮辱行为和对于欢间有推搡、拍打、卡项部等肢体行为。二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当于欢母子欲随处警民警离开接待室时，杜志浩等人将二人拦下，并对于欢推拉、围堵，在于欢持刀警告时仍出言挑衅并步步逼近，对于欢的人身安全形成了威胁。三是于欢具有防卫意图。于欢在实施捅刺行为前进行了警告，在杜志浩言语挑衅并逼近时才实施捅刺行为，且仅对围在身边的人进行捅刺，可见其行为主要是为阻止对方实施侵害。四是防卫行为针对的是不法侵害人。被刺死的杜志浩和被刺伤的严建军、程学贺、郭彦刚均参与实施了限制于欢母子人身自由的不法侵害行为，杜志浩还直接实施了侮辱于欢母子等不法侵害行为。

　　不法侵害是指危害他人人身、财产以及其他合法权利的行为，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一般违法行为。不法侵害行为是违法还是犯罪，不影响正当防卫的成立，哪怕对一般违法行为也可以进行防卫，不能因为不法侵害没有达到犯罪程度，就否定行为的防卫性。

　　记者：二审认定于欢的行为超过必要限度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山东高院负责人：根据刑法规定，对不法侵害行为人有权进行正当防卫，同时对正当防卫规定了限度条件，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属于防卫过当。评判防卫行为是否过当，应当从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紧迫程度和严重程度，防卫的条件、方式、强度和后果等情节综合判定。具体到本案，一是从不法侵害行为和防卫行为的强度看，杜志浩等人实施不法侵害的意图是给于欢母亲施加压力以催讨债务，在于欢实施防卫时，杜志浩等人此前进行的侮辱行为已经结束，此时只是对于欢有推拉、围堵等轻微暴力行为，而于欢实施的是致人死伤的防卫行为。二是从双方使用的手段看，杜志浩一方虽多人在现场但均未携带使用任何器械，而于欢持刃长15.3厘米的尖刀进行捅刺。三是从防卫的时机看，于欢是在民警已到达现场处警、警车在院内闪烁警灯的情形下实施防卫，公安机关已经介入事件处置，于欢当时面对的不法侵害并不十分紧迫和危险。四是从捅刺的对象看，杜志浩对于欢母子实施了侮辱、拘禁行为和对于欢间有的推搡、拍打等肢体行为，其他被害人未实施侮辱行为，而于欢在捅刺杜志浩之后又捅刺了另外三人，且其中一人即郭彦刚系被背后捅伤。五是从造成的后果看，于欢的防卫行为造成了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的严重后果，严重超出了不法侵害人对其推拉、围堵、轻微殴打通常可能造成的人身安全损害后果。六是从案件起因看，本案系熟人社会里发生的民间矛盾纠纷。双方都生活在冠县这个不大的县城，苏银霞和吴学占互相认识,也是通过熟人介绍发生的高息借贷关系，发生纠纷后又通过熟人作了调解，这与陌生人之间实施的类似行为的危险性和危害性显有不同。综上考虑这些情况，二审法院认定于欢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且造成了重大损害，属于防卫过当。

　　有人认为，于欢的行为应属特殊防卫，不存在防卫过当问题。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法律依据不充分。根据刑法规定，特殊防卫的前提是防卫人面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而杜志浩等人实施的不法侵害不属于以上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因此本案不能适用特殊防卫的规定。

　　必须指出，法律既要尊重和保护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权利，也要尊重和保护生命健康权利，公民的正当防卫权作为国家防卫权的补充，其强度及可能造成的损害不能超过法律容许的范围。此案中杜志浩的“辱母”情节虽然亵渎人伦、严重违法，应当受到谴责和惩罚，但不意味着于欢因此而实施的防卫行为在强度和结果上都是正当的，都不会过当。相反，认定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符合法律规定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以及司法的公平原则。

　　记者：二审对于欢的量刑出于哪些考虑？

　　山东高院负责人：对于欢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是经过反复斟酌、慎重考虑的，体现了严格公正司法的精神。根据刑法规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防卫过当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减轻处罚应当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确定对于欢适用减轻处罚还是免除处罚，不仅要看其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的适当程度，还要看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比较防卫行为所保护的法益与损害的法益之间存在的差距。于欢及其母亲苏银霞的人身自由权遭受限制，人格权遭受言行侮辱侵犯，身体健康权遭受轻微暴力侵犯，但于欢持利刃捅刺4名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人身伤亡，防卫行为的强度和造成的损害已超过维护自身权益和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所容许的范围，两者之间明显失衡，免除处罚显然与防卫过当造成重大伤亡后果的犯罪行为不相适应，对于欢减轻处罚更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于欢具有防卫过当的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归案后如实供述的法定从轻处罚情节，以及在案发前因上被害人具有严重过错的酌情从轻处罚情节。具体而言，本案系由吴学占等人催逼高息借贷引发，苏银霞多次报警后，吴学占等人的不法逼债行为并未收敛。案发当日，被害人杜志浩当着于欢之面公然以裸露下体的方式侮辱其母，虽然距于欢实施防卫行为时已过去一段时间，且于欢捅刺杜志浩等人时不排除有报复杜志浩辱母行为的情绪，鉴于这一侮辱情节的恶劣性质，在伦理上应当受到严厉谴责，在刑罚裁量上应当作为对于欢有利的情节重点考虑。此外，于欢当庭不认罪，没有自责、悔罪表示，也是应该酌情考虑的量刑情节。综合考虑于欢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记者：社会普遍关注的“辱母”情节具体情况如何？

　　山东高院负责人：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案发当日21时53分，杜志浩进入接待室后，用污秽语言辱骂苏银霞，往苏银霞胸前衣服上弹烟头，将裤子褪至大腿处裸露下体朝坐在沙发上的苏银霞等人左右转动身体。在双方人员马金栋、李忠劝阻下，杜志浩穿好裤子，后又脱下于欢的鞋拿到苏银霞的鼻子处，被苏银霞打掉。其中脱裤子裸露下体的“辱母”情节虽然性质恶劣，但随即被双方人员共同制止，上述所有不法侵害行为在当晚22时17分民警进入接待室前也均已停止。由于杜志浩当晚大量饮酒，血液酒精含量达148毫克/100毫升，实际上处于醉酒状态，其对苏银霞的侮辱行为属借酒撒疯、酒后失德。网传“杜志浩等十余人在长达一小时时间里用裸露下体等手段凌辱苏银霞”“杜志浩等脱鞋塞进苏银霞嘴里、将烟灰弹在苏银霞胸口”等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于欢、苏银霞均未证实听到或者看到“讨债人员在源大公司播放黄色录像”。

　　记者：二审裁判对一审判决作了哪些改变？

　　山东高院负责人：二审判决明确指出，原审判决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认定事实不全面，部分刑事判项适用法律错误。在案件事实方面，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辱母”情节问题，二审判决还就引发本案借贷关系的真正主体、吴学占等人实施讨债行为的完整过程、案发当晚杜志浩等人实施逼债行为的具体情形、于欢实施捅刺行为的具体情境等，依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在判决中作了反映。我们相信，网传的一些失实的事实、情节，在二审庭审以及今天的宣判后都已经澄清。关于部分刑事判项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主要是对于欢行为性质的认定上，二审已经予以纠正。

　　于欢案件是近年来少有的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一起刑事案件。如何使二审裁判符合法律规定并回应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是我们在二审期间认真深入思考的问题。工作中，我们主要把握了以下几点：一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用事实说话，确保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都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而且，据以定案的证据都经过了庭审的查证。二是体现公平正义观念。“天理、国法、人情”是老百姓通常判断是非曲直的最直观标准。在二审裁判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注重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对于欢以及杜志浩等人的行为进行客观评判，并体现在案件的裁判结果中，力争使“纸面上的”法律规定，通过“有温度”的裁判被人民群众所认可。三是贯彻平等保护理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的基本原则。法官作为居中的裁判者，不能因为于欢是基于杜志浩等人的不法侵害而实施了防卫行为，就忽略或否定其行为所造成的重大损害后果，不适当地免除对于欢的刑事处罚，应该综合考虑案件的事实证据，并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对于欢的行为作出认定和处理；同理，也不能因为杜志浩等人实施了侮辱、不法侵害等行为，就忽视和否定对其4个年幼子女权利的保护。

　　记者：于欢案件给办案机关哪些教育和启示？

　　山东高院负责人：于欢案件是因媒体报道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一起刑事案件。虽然媒体、网友们对案件的评论各异、观点不同，但绝大多数社会公众都希望二审法院能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公正作出处理。今天，山东高院依法对案件作出裁判，二审审判程序虽已划上了句号，但我们对案件的反思、总结要认真进行。

　　一是树立严格司法的理念。于欢案件之所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除了案件本身的因素以外，也与一审办案机关收集、固定、审查证据不规范、不全面，裁判认定事实不全面，说理不透彻等有关。在今后的工作中，办案机关要牢固树立严格司法的理念，切实将证据裁判的要求落实在案件办理的全过程，既要把与定罪、量刑有关的案件的核心事实搞准确，又要深入了解、准确把握、综合考量与案件有关的社会背景、前因后果、传统文化、民情风俗等边际事实，使公正裁判建立在严密、准确、全面的证据体系之上，并合乎我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道德伦理，确保案件质量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二是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于欢案件的二审审理过程，也是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的过程。该案的二审，全面实现了事实证据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公正裁判形成在法庭。今后，办案机关要深入落实庭审中心要求，运用好庭前会议制度，积极推进证人、鉴定人等出庭作证制度的落实，通过法庭审判程序的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结果的公正，确保庭审在认定证据、查明事实、保障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三是坚持公开审判原则。从媒体报道情况看，旁听于欢案件二审开庭的各界代表称赞法庭是“正义的殿堂”“法治的课堂”。这一效果的取得，得益于庭前工作的充分准备，更得益于二审对庭审活动的最大限度的公开。办案机关要更加重视司法公开的作用，让所有的诉讼活动都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展现出来，把开放的法庭变成普法的课堂，把法庭的裁判变成普法的教材。

　　四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办案机关要认真梳理案件引发社会关注的主要方面、分析案件引发社会关注的具体原因，将社会关注转变成查找差距、改进工作、补齐短板的巨大动力，并以实事求是、开诚布公、真诚、友善的态度，对社会关注的问题给予积极回应，努力赢得社会对裁判的信任、认可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