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有力 成绩靓丽
——记“全国模范法院”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2016-04-17 08:45:05 | 来源:人民法院报第一版 | 作者:记者 张慧鹏 通讯员 罗海
穿过狭长的街道,熙攘的市场,一幢普通的旧式八层楼房映入眼帘,白色的瓷砖泛着微黄,安静而庄严,院子里的马尾松,高大挺拔,透着不显自明的精气神。刚刚荣获“全国模范法院”的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就这么“其貌不扬”坐落在广州城郊。
服务之责:依法履职促发展
2016年2月4日,临近春节,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已进入春运最繁忙时刻。与归心似箭的旅客不同,33名负责机场外围旅客接送的大巴司机,因无故被解雇,围堵在某运输公司办公室,久久不肯离去。
“虽然立案不到半个月,可情况紧急,为保障机场交通运输不受影响,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劳动争议案件快审绿色通道,并与劳动监察部门一道赶赴现场调处。”经办法官黄晓莉告诉记者,案件当天达成调解,33名工人拿到经济赔偿金,顺利返乡过年。
随着飞机维修、综合保税区等重大项目相继落户花都空港经济片区,劳资纠纷也逐年上升。为此,2014年花都法院组建劳动争议合议庭,实行专业化审判,统一裁判尺度,建立“裁审衔接机制”,理顺与劳动仲裁部门协调机制。
依托机场、高铁、高速公路、内河港口等交通区位优势,国内物流巨头纷纷落户花都。因法律规范不健全及行业自律缺失,物流业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如居住在花都的海南籍画家陈某一纸诉状将某知名快递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快递公司赔偿其托运的画作损失费8万元。
快递公司认为陈某的画作未保价,应按照普通物品运费的3倍赔偿,不能以画作评估价8万元赔偿。
“到底以什么标准赔偿,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黄晓莉告诉记者,“对这类新问题,我们很慎重,因为判决结果关乎物流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综合考虑双方过错程度,法院判决物流公司赔偿陈某画作损失费4万元。
黄晓莉告诉记者,对赔偿标准问题,他们已草拟了司法建议,准备发往物流主管部门及各大物流公司,同时也会通过媒体,提醒公众注意规避风险。
“花都法院积极践行防控风险、服务发展新要求,依法妥善处理一系列重大案件,为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和服务。”花都区政法委副书记李琼辉表示。
公正之责:千里入川寻真相
“九次调查取证太费事了吧?”
“公正需要付出,这是法官的责任。”面对记者的疑惑,法官冯建刚的话音铿锵有力。
2012年4月6日晚,徐清(化名)在梁林(化名)经营的厂房从事修缮工作时,不慎坠落,造成头部受伤,2个月治疗出院后,被鉴定为6级伤残。
出人意料的是,诉讼中梁林声称从不认识徐清,更没雇佣其从事修缮工作,徐清是自己在外面受伤后,被在厂房从事保安工作的老乡柯某送至医院救治的。同时,梁林称自己只是厂房的“打工仔”,负责日常管理,老板另有其人。
徐清和梁林认不认识,有没有雇佣关系,受伤是否发生在修缮过程中……一连串的问题,因梁林的否认,更因徐清毫无“实证”,变得扑朔迷离。
面对因伤致贫手无实证且取证能力较弱的受伤者,冯建刚感到“压力山大”。
其实,压力不仅仅来自当事人,也来自花都法院近年来对案件质量管理的“严抓”“严管”“严责”。从综合监控指标末位“红黄绿”提醒,到案件审限临界“亮警”,从发布《案件质量奖惩办法》到制定法官权责清单……系列“放权严责”组合拳,让法官真切感受到“谁的案件谁做主,谁的责任谁承担”。
责任倒逼行动。“案件虽有难处,但为了当事人切身利益,必须动真碰硬。”冯建刚马不停蹄,查勘受伤现场、调取药费单据、走访厂房租户,最后千里入川,寻访徐清的工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被告梁林的一个个谎言被戳穿,主动赔付60余万元。
“当了7年法官,结了2700件案子,这件是耗费精力最多的,也是最有成就感的。”冯建刚自豪地说。
自豪感属于花都法院全体干警。他们用责任为公平正义保驾护航,向社会交出靓丽成绩单:2011年至2015年,结案85174件,法官人均结案212件,一审服判息诉率连续四年居全市基层法院前三,2015年审限内结案率、执行标的到位率、实际执行率居全市基层法院第一。
为民之责:合和之道看调解
“亮姐,《人民法院报》报道了你的工作室。”今年3月23日一早,书记员许雪莹兴奋地告诉该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高亮。
高亮却显得很平静,因为她更关心图片中坐在轮椅上生活不能自理、患有先天残疾的少年阿伟的户口有没有迁至花都。
2014年10月,以高亮名字命名的“亮姐工作室”有点与众不同:20余人的矛盾调处团队,除了“正牌军”高亮和许雪莹外,心理医生、幼师、老干部、企业家等社会志愿者是绝对主力。工作室主要负责矛盾调处和调后跟踪服务。
“通过后续跟踪服务,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是工作室的宗旨。” 高亮说。
在得知阿伟母亲在公益律师帮助下,已向法院提起抚养权变更诉讼,迈出户口迁移第一步的消息后,高亮露出欣慰的笑容。她告诉记者,工作室在了解到“因生活压力重,阿伟母亲经常对处于成长期的阿伟发脾气,使阿伟性格越来越沉闷”的情况后,动员志愿者上门进行心理辅导,帮助母子俩走出困境,重拾生活信心。
如果说“亮姐工作室”引入的心理医生、幼师等社会力量有点“高大上”,那么该院炭步派出人民法庭创设的“驻村诉前联调工作站”引入的村干部、宗室长老等调解力量,则更“接地气”。
2011年,炭步法庭在赤坭镇剑岭村、竹洞村、锦山村设立“驻村诉前联调工作站”,并指派法官定期值班。通过值班法官现场调处、法律知识讲座,以宗室长老、村干部、普通村民为主的联调员的矛盾化解能力迅速提高,初步实现“小事不出村”。
从2007年的“花东调解模式”到如今的“亮姐工作室”、“驻村诉前联调工作站”,花都法院打造调解金字招牌的脉络清晰可见:从家事、涉农纠纷约占年均收案三成的案件结构出发,引入社会力量,汇聚民间智慧,搭建开放平台,共商共建合和之道。2011年至2015年,花都法院调解撤诉率连续两年居全市基层法院第一,诉前化解矛盾纠纷17069件。
服务之责:依法履职促发展
2016年2月4日,临近春节,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已进入春运最繁忙时刻。与归心似箭的旅客不同,33名负责机场外围旅客接送的大巴司机,因无故被解雇,围堵在某运输公司办公室,久久不肯离去。
“虽然立案不到半个月,可情况紧急,为保障机场交通运输不受影响,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劳动争议案件快审绿色通道,并与劳动监察部门一道赶赴现场调处。”经办法官黄晓莉告诉记者,案件当天达成调解,33名工人拿到经济赔偿金,顺利返乡过年。
随着飞机维修、综合保税区等重大项目相继落户花都空港经济片区,劳资纠纷也逐年上升。为此,2014年花都法院组建劳动争议合议庭,实行专业化审判,统一裁判尺度,建立“裁审衔接机制”,理顺与劳动仲裁部门协调机制。
依托机场、高铁、高速公路、内河港口等交通区位优势,国内物流巨头纷纷落户花都。因法律规范不健全及行业自律缺失,物流业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如居住在花都的海南籍画家陈某一纸诉状将某知名快递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快递公司赔偿其托运的画作损失费8万元。
快递公司认为陈某的画作未保价,应按照普通物品运费的3倍赔偿,不能以画作评估价8万元赔偿。
“到底以什么标准赔偿,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黄晓莉告诉记者,“对这类新问题,我们很慎重,因为判决结果关乎物流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综合考虑双方过错程度,法院判决物流公司赔偿陈某画作损失费4万元。
黄晓莉告诉记者,对赔偿标准问题,他们已草拟了司法建议,准备发往物流主管部门及各大物流公司,同时也会通过媒体,提醒公众注意规避风险。
“花都法院积极践行防控风险、服务发展新要求,依法妥善处理一系列重大案件,为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和服务。”花都区政法委副书记李琼辉表示。
公正之责:千里入川寻真相
“九次调查取证太费事了吧?”
“公正需要付出,这是法官的责任。”面对记者的疑惑,法官冯建刚的话音铿锵有力。
2012年4月6日晚,徐清(化名)在梁林(化名)经营的厂房从事修缮工作时,不慎坠落,造成头部受伤,2个月治疗出院后,被鉴定为6级伤残。
出人意料的是,诉讼中梁林声称从不认识徐清,更没雇佣其从事修缮工作,徐清是自己在外面受伤后,被在厂房从事保安工作的老乡柯某送至医院救治的。同时,梁林称自己只是厂房的“打工仔”,负责日常管理,老板另有其人。
徐清和梁林认不认识,有没有雇佣关系,受伤是否发生在修缮过程中……一连串的问题,因梁林的否认,更因徐清毫无“实证”,变得扑朔迷离。
面对因伤致贫手无实证且取证能力较弱的受伤者,冯建刚感到“压力山大”。
其实,压力不仅仅来自当事人,也来自花都法院近年来对案件质量管理的“严抓”“严管”“严责”。从综合监控指标末位“红黄绿”提醒,到案件审限临界“亮警”,从发布《案件质量奖惩办法》到制定法官权责清单……系列“放权严责”组合拳,让法官真切感受到“谁的案件谁做主,谁的责任谁承担”。
责任倒逼行动。“案件虽有难处,但为了当事人切身利益,必须动真碰硬。”冯建刚马不停蹄,查勘受伤现场、调取药费单据、走访厂房租户,最后千里入川,寻访徐清的工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被告梁林的一个个谎言被戳穿,主动赔付60余万元。
“当了7年法官,结了2700件案子,这件是耗费精力最多的,也是最有成就感的。”冯建刚自豪地说。
自豪感属于花都法院全体干警。他们用责任为公平正义保驾护航,向社会交出靓丽成绩单:2011年至2015年,结案85174件,法官人均结案212件,一审服判息诉率连续四年居全市基层法院前三,2015年审限内结案率、执行标的到位率、实际执行率居全市基层法院第一。
为民之责:合和之道看调解
“亮姐,《人民法院报》报道了你的工作室。”今年3月23日一早,书记员许雪莹兴奋地告诉该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高亮。
高亮却显得很平静,因为她更关心图片中坐在轮椅上生活不能自理、患有先天残疾的少年阿伟的户口有没有迁至花都。
2014年10月,以高亮名字命名的“亮姐工作室”有点与众不同:20余人的矛盾调处团队,除了“正牌军”高亮和许雪莹外,心理医生、幼师、老干部、企业家等社会志愿者是绝对主力。工作室主要负责矛盾调处和调后跟踪服务。
“通过后续跟踪服务,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是工作室的宗旨。” 高亮说。
在得知阿伟母亲在公益律师帮助下,已向法院提起抚养权变更诉讼,迈出户口迁移第一步的消息后,高亮露出欣慰的笑容。她告诉记者,工作室在了解到“因生活压力重,阿伟母亲经常对处于成长期的阿伟发脾气,使阿伟性格越来越沉闷”的情况后,动员志愿者上门进行心理辅导,帮助母子俩走出困境,重拾生活信心。
如果说“亮姐工作室”引入的心理医生、幼师等社会力量有点“高大上”,那么该院炭步派出人民法庭创设的“驻村诉前联调工作站”引入的村干部、宗室长老等调解力量,则更“接地气”。
2011年,炭步法庭在赤坭镇剑岭村、竹洞村、锦山村设立“驻村诉前联调工作站”,并指派法官定期值班。通过值班法官现场调处、法律知识讲座,以宗室长老、村干部、普通村民为主的联调员的矛盾化解能力迅速提高,初步实现“小事不出村”。
从2007年的“花东调解模式”到如今的“亮姐工作室”、“驻村诉前联调工作站”,花都法院打造调解金字招牌的脉络清晰可见:从家事、涉农纠纷约占年均收案三成的案件结构出发,引入社会力量,汇聚民间智慧,搭建开放平台,共商共建合和之道。2011年至2015年,花都法院调解撤诉率连续两年居全市基层法院第一,诉前化解矛盾纠纷17069件。
责任编辑:王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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