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从审判岗位上调整到档案室工作，从此我的工作环境要“安静”多了，这一干就是十几年。档案室只有我一人，不用像从前那样天天听当事人说了，而和一册册档案进行亲密握手、拥抱，档案似乎很听话，安静地配合我一次次翻阅，“听”着岁月流逝的故事。一次偶然的查档机会让我了解到一段尘封的历史。

　　“同志，你好，我来查个档案。”

　　2013年10月的一天，秋高气爽，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来到我的办公室，自称姓钟，今年已73岁了，他的父亲钟呈桂是新四军战士，1945年8月被国民党杀害，牺牲时距离抗日战争胜利只有几天的时间。为申请父亲被追认为烈士，他四处奔波，由于缺少过硬的材料而未成功。近期了解到杀害其父亲的凶手赵光耀、周永胜可能在解放初期被宣城县（现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判过刑。

　　“希望从法院审判他的档案中找到父亲被杀害的线索，为申请父亲被追认为烈士提供第一手资料，满足我们做子女的最后心愿。”

　　望着钟大爷充满期盼目光的眼睛，“烈士的英灵应当得到安慰，我有这个责任”，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我立即动手翻阅档案索引，查找档案。钟大爷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我，生怕漏掉线索。

　　也许因为年代久远，又没有录入电子档案，近半个小时的手工翻阅中仍然没有找到钟大爷需要的卷宗，老人显露出失望的表情，坐在凳子上喃喃自语：“七十年了，知道这个事情的老人越来越少了，难道真的没有希望了吗？”

　　再往前找找，多一分钟查找多一份希望。我从左侧到右侧，从上柜到下柜，不放过档案柜中每个陈年卷宗。终于，我把1955年的赵光耀特务案和1952年的周永胜反革命案的诉讼档案摆放在钟大爷面前，钟大爷恭恭敬敬地仔细翻阅着泛黄的纸张，看着看着，钟大爷的眼里流出了泪水。“这正是我从20多岁就开始找的东西，50多年了，今天我终于找到了。”我和钟大爷一起翻阅着这用毛笔书写的卷宗材料，对一些我不认识的繁体字，钟大爷还仔细讲解给我听，言语中充满着自豪。

　　尘封档案开启，历史重现。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失散人员在中共宣城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在宣城溪口、华阳等地建立了新四军抗日根据地。钟呈桂是当地向阳八角村人，1943年参加新四军，在宣州区夏渡、峄山一带游击区开展工作，主要从事征收税款、侦察、交通等工作。1945年7月10日，钟呈桂挑着一口箱子和一条棉被前往峄山侦察日军情报，在途经新田余家茶馆休息时，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宣城县党部调查室新田情报员赵光耀带着两个乡丁抓捕，在新田国民党军碉堡内遭受电击、火烙等各种酷刑，两根手指被打断，昏死过多次，仍未出卖同志和情报。当晚，钟呈桂被送到国民党宣城县党部周王驻地关押，后在新田镇成熟村刘家湾原国民党五十二师军用操场被杀害，时年24岁。

　　这两份刑事卷宗，准确地记载了新四军战士钟呈桂战斗牺牲的过程，资料完整，真实可靠。

　　钟大爷拿着我复印好的相关资料，不停地说着谢谢，“有了这些材料，我父亲一定会被追认为烈士，烈士证书颁发时我一定会告诉你。”钟大爷满意地走了，步伐矫健有力。

　　没过多久，宣城市宣州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到我院查阅档案进行核实，并补充完善了部分材料。

　　一年很快过去了，钟呈桂的抗日英勇事迹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是否能被追认烈士，也时常挂在我心里。近日，宣城市宣州区民政局工作人员来电，说是受钟大爷委托要求转告，安徽省民政厅已经作出批复[民优字（2014）91号]，钟呈桂同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尘封60年的档案开启，烈士的事迹终于得到了确认，烈士的英灵终于得到了安慰，亏欠烈士的荣誉弥补了，也让今天的人们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事例知道，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之不易，应该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一个“迟到”的革命烈士称号让我重新认识到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其实档案也会“说话”，只要你用心和它沟通，档案会给我们讲很多故事，档案并不只是个“听风者”。

　　作者单位：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