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北京，中共中央党校。会场里坐着的400多位来自各地的市级纪委书记发现：今天讲台上的主讲人是位来自香港的女性。

　　她是香港廉政公署社区关系处处长穆斐文，讲授的题目是《香港打击腐败的经验和成果要素》。

　　这是香港廉政公署的官员首次走进中央党校，向内地的纪委书记介绍廉政公署的经验。

　　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后，能否保持和继续推进政府和社会的廉洁？这曾经不仅是香港市民，而且是海内外共同关注的话题。

　　今天，答案昭然。多个国际性调查均公认，香港是全球最廉洁的地区之一，在亚洲更是名列前茅。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清廉指数》2010年的报告指出：在世界178个国家或地区的排名中，香港名列第13位。而香港回归时，排名第18位。

　　美国著名的智库“传统基金会”已经连续16年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其中一项重要因素就是香港拥有廉洁高效的政府。

　　穆斐文说，香港廉政成功最重要的元素是政府的决心和公民的信心。1977年，“警廉冲突”最严重的时候，2000多名警员上街游行，部分警员甚至砸了初生的廉政公署办事机构。面对这场来自原本是社会稳定支柱的纪律部门的“反反贪哗变”，当局没有向贪腐势力屈服。

　　其实，廉署每年也进行民意调查。穆斐文说，调查发现“95%的受访市民表示，他们在过去十二个月未遇到过贪污情况”；而更有98%的香港市民表示，他们愿意支持廉署工作。

　　这样的调查结论，在很多地方难以想像。即使在香港，40年前那里还是“贪腐的天堂”——那时，贪腐是香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台下的纪委书记们频频发问：“廉署查案的手段有哪些”、“公务员的廉政教育是怎么做的”、“对国家推行廉政的看法如何”……一张张提问的纸条传到讲台上，足有厚厚一沓。整个会场，气氛热烈。

　　这堂课，原计划下午2时30分开始，至4时30分结束。因互动精彩，“拖堂”半个小时仍无法下课。

　　廉政公署的成功经验究竟有哪些？廉署的机构是如何设置运作的？廉署的法宝就是“高薪养廉”吗？香港的社会风气，从“群体性贪腐”转变为“廉洁诚信”，靠的又是什么？……日前，记者走进了廉政公署，访谈多位廉署高阶官员，并随同廉署官员一起走进学校、社区，感受“香港，胜在有你和ICAC(廉政公署)”。

　　“腐败是人类状态的一部分。”J·帕特里克·多贝尔在《一个国家的腐败》里说。

　　1974年，香港社会正饱受贪腐之苦。廉政公署(ICAC)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其使命就是挑战潜伏在人内心深处的贪腐。

　　22年，从“反腐败组”到廉政公署

　　廉政公署的英文名为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意为“独立反贪公署”。而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廉署的中文名称为“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

　　廉署执行处处长(政府部门)黄世照先生告诉记者：“廉政公署是拥有独立地位的法定机构，廉政专员只须向行政长官负责，廉政专员的法定责任，就是以‘调查、预防及教育’三管齐下打击贪污。”

　　这个“独立地位”的意义是：除了政府最高长官以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无权干涉廉署专员的工作，任何人都在ICAC的调查范围之内。

　　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认为，成功的反腐败机构应该具有四个特点：在政府的最高层中赢得支持；在政治上和操作上有独立性，这样甚至就可以调查政府最高层的腐败；要有足够的权力来查阅文件和询问证人；领导层看起来是高度清廉的。

　　为了寻找这“四要素”，香港花了22年时间。1952年组建的“反腐败组”，隶属于警署内的刑事侦查处之下，地位相当于一个“科室”。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马岳告诉记者，当时香港警队贪腐成风，听说谁调到反腐败组任职，众人即抱拳道贺：“恭喜，恭喜，肥缺，肥缺！”

　　面对严峻的贪腐现状，当局最初只想在原有的体制框架内解决，不断地提升反腐败组负责人的职级，从警长一直提升到警察总长、助理署长乃至副署长，但这招无济于事；然后又将反腐败组升格为反腐败办公室，与刑事侦查处平起平坐，但仍隶属警署。当时的警署署长认为，如果建立一个独立于警署以外的独立反贪机构，只会严重打击香港警队的士气，从而危及香港的秩序和稳定。

　　尽管反腐败办公室颇为努力，但体制的桎梏注定其难以达成使命。1973年，总警司葛柏案的曝光终于引爆了民众的怨愤。成千上万的香港民众走上街头猛烈抨击警方的腐败。一个专责反贪的独立机构——廉政公署，在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的推动下，终于由当时的港督麦理浩批准成立了。

　　“三管齐下”，廉署反腐策略

　　廉政公署成立前，也曾考虑过别的名称，如“反贪污公署”、“贪污罪行调查署”。但这两个名称都没有能反映出廉署应有的“防止贪污”和“社区教育”这两项重要使命，只能被放弃。

　　《廉政公署条例》规定，廉署采用的是“全面肃贪”的反腐策略，包括执法、预防及教育三方面，即：透过严谨的执法，积极鼓励举报，打击惩治违法舞弊行为，令贪污分子“不敢贪”；实行健全的监控制度，并不时检讨，堵塞贪污漏洞，使心有贪念的人士“不能贪”；加强教育宣传工作，提升反贪意识和个人操守，巩固廉洁文化，达致“不想贪”。

　　黄世照处长告诉记者，廉署刚成立时，民众曾担心廉署“会不会是第二支警队反贪部”？但今天，廉署不仅赢得了尊敬，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还已经成功扭转了香港的社会风气。

　　他说，廉署成立之初，举报人愿意提供个人资料的“具名(实名)举报”比例仅为35%；而近年来“具名举报”的比例上升到平均约为70%。这一数据变化，表明了市民对廉署的信赖，包括对廉署为举报人保守秘密承诺的认同——“廉署保密，密密实实”。

　　反贪有方，但并无“反贪天书”

　　香港回归以来，廉署与内地反贪机关的合作和交流也更加频密。2000年起，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统筹所有广东省以外的与廉署合作的协查工作。至2009年底，香港与广东两地的反贪机关透过协查机制接见了总共近1700名证人。廉署还每年举办总调查主任指挥课程，均有海外及内地反贪机构派员参与。

　　廉署与内地的交流并非单向。去年9月，在国家有关方面的安排下，黄世照处长率领廉署其他17位高阶官员，参加了国家行政学院在北京举办的“廉政公署国策研习班”，使廉署官员对国情了解更多，有助于加强廉署与内地检察机关的合作。

　　近年来，廉署完成侦查、经律政司提出检控的案件每年均有300多宗。

　　廉署反贪有方，但廉署并无“反贪天书”。腐败也许真是“人类状态”的某一部分，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完全杜绝腐败发生。

　　但是，在社会堕落到秩序濒临崩溃的最后关头，正是香港市民的良知和理性选择了廉政公署。而廉政公署又帮助香港社会找回了廉洁诚信的核心价值。这至少已经证明了：无论社会风气曾经怎么堕落，物欲如何泛滥横流，贪腐，尽管难以杜绝却绝对可以清扫，法治和良心依然可以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