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报》4月12日八版刊登了《天津诉讼服务中心调查》一文，该文提到去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说：“天津法院成立诉讼服务中心，体现了开拓创新精神，是司法为民与公正司法综合考虑的体现，是一项值得肯定的创新举措，体现善于谋划、善于思考，非常可贵！”同时该文还附有梁慧星、卓泽渊两位专家的看法。笔者作为一名基层法院的法官，对此做法亦有自己的理解，故以此为例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在审判工作实践中，各地法院都会从本院、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一些便民、利民措施，这既是法院的传统做法，也回应了新时期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期待。各地法院所采取的司法为民措施不断地深化、细化，其发展方向及其对司法公正所产生的影响也正在日趋复杂化，如何在缤纷复杂的创新中把握住发展的限度，总结与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新举措，并使之得以固化并得以推广，以起到更好地服务人民、促进公正的目的呢？这需要从理论角度对实践进行反思，进而针对现实的困境与迫切之需得出理性化的结论。故笔者从天津诉讼服务中心这一典型事例入手，通过解剖个例，分析得出其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普遍意义，以期对当前法院与法官的实际工作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

　　一、公正司法的困境与司法为民的响应

　　（一）片面追求公正司法的尴尬局面。

　　对西方司法公正理论的引进，走的是从理论到实践的路径，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为了适应由理论而来的制度化措施，不得不忍痛抛弃了一些传统的积极主动的做法，从而也逐渐丧失了原有的热情，走向了消极的中立。一些法院由此长期处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信访案件居高不下，当事人长期上访、越级上访，人民群众不满意，当然因此而深受其扰的党和政府的相关部门也满意。法院工作由此走向了一个困境，好像是干的工作越多，麻烦也就越多，这种法官们所不愿面对的结局，促使他们更加靠近消极的中立，宁愿固守法律的条条框框，也不愿多加一些创新与努力。这种片面的理论塑造，在现实中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法律的神圣因此无从谈起。以天津三级法院为例，一方面是涉诉信访案件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经过复查发现90%的案件没有问题，真正被改判的更是微乎其微。就是因为对司法公正的不当理解，致使司法为民措施长期缺位，从而造成了工作结果与效果之间的落差，形成瓶颈，甚至造成了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对立。

　　（二）采用党的为民路线的优化结局

　　脱离了为民的土壤之基，再神圣的司法公正之水也无从发挥其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法官当然应该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去服务于人民，这既是党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要求与期待，亦是人民司法工作的着力点。具有良好夙愿的制度化的构建，因缺失了司法为民这个灵魂，便失去了自己的生机与活力。天津法院系统在遭遇涉诉信访居高不下的难题后，开展了广泛的讨论、调研、论证，最终在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中寻找到了灵感，得出的认识是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是综合的、全方位的，为此“一个集为当事人提供立案、投诉、接访、咨询、判后答疑、案件查询、诉讼材料接收、诉讼调解、司法救助等一站式服务于一体的诉讼服务中心”应求而生，满足了人民群众之需。对司法公正的理解进行了角度上的转换，从而在新的视野之下开拓出了一片生机盎然的崭新局面。天津三级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运行六七个月，就接待13万余人次，当事人满意率达100%，信访投诉率下降了48%。

　　二、公正司法的反驳与司法为民的对策

　　（一）及时倾听公正司法的有益反驳。

　　为了保障公正司法，理论界一直就有对司法为民措施的质疑，认为法官的“越位”，会产生消极影响，不但有损自身的公正形象，还会对司法权威造成损害。梁慧星就说：“我以前就从来没有想过裁判要与服务联系起来。……我以前对司法为民等提法从来没有表过态，……。”不止是以往，即使现在也有人针对司法为民措施提出了进行理论思考的必要性。如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卓泽渊提出，对于诉讼服务中心这样的新事物，需要用专业思维，来考虑诉讼服务与司法职权、诉讼服务与司法权威、诉讼服务与律师服务、诉讼服务与司法公正四个方面的关系。可以说保持必要的争论，不断地进行思考，对司法为民举动的健康发展是极为必要的，单纯的“一边倒”，容易造成行动上的盲目性，容易造成一哄而上，结果往往会因脱离实际而夭折，造成人力、物力上的浪费。追求司法公正，从来都是法律与法律工作者的目的与追求，脱离了公正司法航向的“为民”措施只会适得其反。为此，应该从忠言者那里收集有益的经验，不管是来自理论界的激烈反驳，还是来自人民群众的直接反对，抑或是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都应该适时地倾听，以防止过度的举动对司法公正造成危胁与伤害。

　　（二）用理论上的反思带活为民实践

　　在实践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来自理论上的困挠，这些困挠除了外在制度上的约束以外，还会内化于法官的思想理念当中，以思维上的停止不前来阻碍法官的行动。卓泽渊教授所提出的四个关系，亦可以看成是法官在实践过程中的思想矛盾的缩影，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法官对司法为民措施的态度与举动。对此应有理论上的新认识，笔者认为：1、司法职权是人民赋予的，司法职权的本质与目的即是为人民进行司法服务，诉讼服务的目的也是为民，法官可以依职权进行服务，最终形成的是两者统一服务于人民的局面。2、诉讼服务中应当贯彻司法公正的理念，中立地为各方当事人提供均等化的服务，司法的权威会在文明、优质、高效的服务中得以提升。当然，在现有司法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应该对诉讼服务进行必要地限制，防止其过度扩张，造成人力、物力上的浪费，从而影响司法公正，进而影响司法权威。3、诉讼服务应该注重社会影响，在与律师或其他部门的职权有交叉的领域，应当从司法公正的角度出发，对双方当事人给予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公平的服务措施，并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防止因过度“服务”造成权利义务上的失衡。4、可以说诉讼服务既推动了司法公正，又推动了对司法公正的认同。因为诉讼服务会通过加深人民群众对程序公正的认识，来达到提高结果公正的目的，这种结果既可能是通过服务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水平来起作用，还可能是通过人民群众的理解来起作用。在具体实践中，还可能存在或出现更多的疑问，这同样值得我们去不断地关注与回答。

　　三、在综合考虑中得出普遍适用的新法

　　（一）在个性化抉择中提炼普遍方向。

　　各地法院的司法为民措施，象天津三级法院所建的诉讼服务中心一样，以变幻莫测的形式不断地涌现。实践中的司法为民的新动向，是因地制宜的个性化的抉择，但当前这种在全国法院广泛存在与发展的新突破，必然存在某些带有全局性、普遍性的特征。如天津三级法院就是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进行改革与创新。要想达到“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目的，就要对司法为民与公正司法进行综合考虑，用司法公正去考量与校正司法为民措施，使司法为民措施体现出一种公平公正的特质，努力营造出一种公平公正的司法氛围；同时又要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对司法为民措施保留一定的灵活性的空间，允许法官进行个性化地抉择。在此基础之上，对各地法院、法官的个性化的为民选择进行总结归纳，寻找出普遍存在的问题，分析出存在上述问题的制度上的原因，找准社会矛盾所在，并从典型经验中概括出成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做法，从而找出原则化与规律性的新方向。

　　（二）普适的新法是为民动向的归宿。

　　司法活动毕竟是一种法治化的活动，审判程序之外的诉讼服务亦应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为此，笔者推崇建立一种积极的中立模式，既可以发挥出法官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又不可无限制的强调服务，因这样会造成有限司法资源的闲置与浪费，还会与其他社会部门的职能形成重叠，从而最终损害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对司法为民实践的总结与归纳，找出规律性的经验，并进一步提升到法律化、制度化的高度。当然，为了保持法官的必要的能动性，可以做较多的原则上的规定，在细化上给各地法院和法官留下创造性的空间。因为这既可以给依旧徘徊者以阔步前进的保障，又可以给不断创新者以方向性的指导，还可以为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提供可以遵循与回应的空间，毕竟司法为民亦属于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大格局之中的一部分，只有找准定位，才能协调调动各方面的关系，以形成整体合力，带动共同发展，从而最终凸显出司法为民的功效，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要想使新的司法为民的成果得以延续、发展、发扬，修改与完善旧有法律制度，总结并创建新的法律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单位：河北省深泽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