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1840年-1913年），字子惇，别号寄簃，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清末修订法律大臣。资料图片

　　光绪辛丑年（1901年）二月，年逾花甲的沈家本途经郑州参谒子产祠园，赋诗曰：“公孙遗爱圣门推，论学原须并论才。国小邻强交有道，此人端为救时来。”诗以道志，春秋时期的子产为政对沈家本极具示范意义：为了匡时济世，必须锐意改革。翌年四月，沈家本受命修订法律，开启了意义深远的法制改革。百年沉浮跌宕，沈家本以其赡博精致的学思和锐意进取的实践备受世人推崇。适逢沈家本诞辰185周年，谨以此文致敬先贤。

　　为学志正朴拙

　　沈家本生于道光庚子年（1840年），成长于咸同时期，与绝大多数的士子一样，他早早便走上了诵四子书、攻举子业的道路。这一时期，清王朝虽已忧患四起，但程朱理学高踞庙堂，无征不信的乾嘉朴学依然流风不辍。受这种风尚影响，沈家本“少读书，好深湛之思”，于咸丰己未年（1859年）著成《周官书名考古偶纂》，其时弱冠未满。

　　咸丰辛酉年（1861年），沈家本因父亲外放为官而辗转他乡，由是开启了“书非借不能读”的为学之旅。每读一书，沈家本必“摭具大旨，以存崖略”，四年间博览群书三百四十八部，悉载于《借书记》。展卷而观，既有陈寿祺、孙星衍的经典考订，又有郑元庆、潘世恩的史籍约编。研经览史之余，他歆羡袁枚“天分卓越”，服膺纪昀“学博词宏”，称许《资治新书》“祥刑慎狱”，惋惜《颜氏家训》“崇尚释氏”，批评《四书改错》“排击朱文公不遗余力”。结合他对《四库提要》的每每征引，志正为学灼然可知。

　　遗憾的是，沈家本的科举之旅并不顺利。正如他后来追忆：“余性钝拙，少攻举子业，进步极迟。乙丑举于乡，复困于礼部试，癸未始脱举籍。此数十年中，为八比所苦，不遑他学。间或从事经史考证之书，若古文词未之学也。”光绪癸未年（1883年），已过不惑之年的沈家本终于蟾宫折桂，随即升任刑部奉天司主稿兼秋审处坐办，“自此遂专心于法律之学”。

　　自同治丙寅年（1866年）首举进士不第，十七载科举苦旅令人怅惋，但却成就了沈家本的经史之学。他的经学著述包括《说文引经异同》（二十六卷）、《日南读书记》（十八卷），史学著述包括《诸史琐言》（十六卷）、《三国志校勘记》（七卷）和《古书目四种》（十四卷）等。沈家本研经铸史，不仅涵养了朴拙雅正的治学气象，更激勉了精勤有为的律学事业。

　　治律精勤有为

　　沈家本经年苦于八比，但早在同治甲子年（1864年），他便以父荫“援例以郎中分刑部”，开启了自己的法律职业生涯。沈家本的父亲沈丙莹曾长期供职刑部，不仅“熟于律例”，而且“沉默畏慎，不求自异而勤于其职”。沈家本年少时侍父左右而不亏庭训，立身为学深受父亲影响。

　　有清一代，法律之学久不为世所重。沈家本对此慨叹道“本朝讲究此学而为世所推重者不过数人。国无专科，群相鄙弃”，且“法学之盛衰，与政之治忽，实息息相通”。于是，沈家本每以提振法律之学为志。他呼吁国家以史为鉴设立律博士一官，使天下之士从事此学，又劝勉从事法律的“今之君子”，“所当深求其源，而精思其理矣”。在他心中，“律者，民命之所系也，其用甚重而其义至精也。根极于天理民彝，称量于人情世故，非穷理无以察情伪之端，非清心无以祛意见之妄”。此谆谆之言，是他于法律之学“积数十年寒暑之功候”的真实写照。

　　沈家本认为，法律义博而科繁，非讲求不能明晓，至于讲求之法，则当“考其沿革，穷其义例，辨其同异，权其重轻”。他与刑部尚书薛允升交游，称赞薛允升“研精律学，于历代之沿革，穷源竟委，观其会通”，并积极整理、刊行了薛允升的《读例存疑》等律学遗稿。同时，沈家本踵事增华，编撰了许多律学著述，尤以体大思精的《历代刑法考》最具代表。

　　沈家本治律极深研几而又博观约取。《历代刑法考》开篇考唐虞刑制，提出“以钦恤为心，以明允为用，虞廷垂训，其万世所当取法者欤？”以此为衡，是书批评荀子“治则刑重，乱则刑轻”之论，褒扬周室刑制哀矜恻怛之意，告诫用刑者“慎勿若秦之以刑杀为威”。而在沈家本的另一部代表作《寄簃文存》中，无论是题跋历代法典、评析律学著述，还是答问法律疑难、考释具体刑制，钦恤明允皆一以贯之。结合他对汉律、唐律“三代先王之遗意”的追慕，对“义序礼情”的法理阐释，可以说，钦恤明允是沈家本法政之学的第一原理。

　　改革穷且益坚

　　沈家本久居秋曹、精熟刑名，于光绪壬寅年（1902年）四月奉命与伍廷芳领衔修律。从此，他与中国近代法制转型联系起来。清廷要求，修律应参酌各国成法，“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于是，沈家本首先酌拟办法、遴选纂辑、延聘顾问、调取翻译，继而废止律例重法、化除满汉畛域、禁革买卖人口、变通行刑旧制，举措有条不紊而卓有成效。沈家本申言，修律应当效法明治日本踵武泰西之举，先以改律为基础，一洗武健严酷之习，再参酌各国法律颁行新律，以期挽回法权。

　　然而，重法可除而新法难布，法律改革窒碍重重。光绪丙午年（1906年），沈家本与伍廷芳进呈诉讼律草案，奏请清廷设立陪审员制度和律师制度。这一草案旋即遭到了礼教派代表张之洞等人的激烈反对。此后，沈家本领衔奏呈新刑律草案，遭到劳乃宣等人的批评，进而引发了“无夫奸”等条款是否入罪的“礼法之争”。改革遭遇困顿，沈家本据理力争，昌明法治的改革志向穷且益坚。沈家本认为，身处大变局时代，应摒弃“古今中外之见”，以开放的姿态推动学术发展与制度改革。他呼吁以“情理”会通旧学与新学，以“宗旨”判别“申、韩之学”与“泰西之学”，实现新刑律“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的立法宗旨。

　　回顾沈家本的一生，他生逢忧患之世、目睹丧权和议、亲历教案危机，临危受命而汲汲于法律改革。他思虑法学盛衰之故，探询千古治乱之由，笃守钦恤明允之旨，怀抱子产救时之志，为昌明法治而殚思极虑。民元以后，沈家本晴窗理稿，虽然不再涉足政事，但依然关心着中国法学的发展。他捐资襄助法学会的筹设，留意法学会的发展。当得知因时局而中辍的《法学会杂志》复刊时，他欣然提笔作序：“自后吾中国法学昌明，政治之改革，人民之治安，胥赖于是，必不让东西各国，竞诩文明也。实馨香祝之。”抚今追昔，沈家本的馨香祝福不正是当今法律人的志业吗？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24MS16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法政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