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南美等多国司法机构来访上海法院，在向世界展示中国司法经验的成果时，上海数字法院建设的探索成为交流的核心议题之一。

　　大屏幕上，配合着不同语言译文的解读，数字法院正从曾经的科技畅想走向现实。当前，上海数字法院已构建了一条“发现问题—数字建模—数据碰撞—实时反馈—跟踪问效”的基本路径，形成了“数助办案、数助监督、数助便民、数助治理、数助政务”五大板块。

　　在数据涌动的变革“春潮”中，数字法院是怎么辅助解决法官办案中的痛点问题？什么样的建设路径，符合“技术﹢法律”的理想与现实？科技“向新力”，如何撬动起司法“生产力”变革？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上海法院。

　　唤醒沉睡的司法数据财富

　　“一句‘真履行不了’，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这是一起陷入僵局的“骨头案”，通过常规的执行查控措施，并未发现这个案件有可供执行财产的线索。

　　但面对被执行人“债多不愁、要钱没有”的消极态度，疑问盘旋在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张正的心头。

　　正在此时，上海法院办案系统新嵌入了一个“执行终本案件财产查控提示预警（胜诉债权）”应用场景，能够以被执行人主体身份为核心数据，抓取被执行人在其他案件作为原告且胜诉的已结案件信息，从而筛选出被执行人在另案中的疑似胜诉债权线索。

　　张正重新整理思路，梳理了近期办理的涉及该公司的执行案件，借助应用场景，顺藤摸瓜发现“猫儿腻”——被执行人在其他法院作为原告调解案件，通过关联子公司账户，代收调解款项280余万元，有“体外循环”规避执行的嫌疑。

　　翔实的证据面前，“真履行不了”的被执行人彻底打消了侥幸心理，开始配合法院执行。不仅如此，另有7件类似纠纷得以一揽子解决，共计执行款项611万元。

　　“没想到这么快就拿到胜诉款了，太感谢了。”案件办结后，远在海南的申请执行人通过电话向张正表达谢意，并从1900多公里外送来了锦旗。

　　而更让张正动容的，是申请执行人说的一句：“还是法官们有办法。”

　　“以前，执行干警在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线索时，没办法及时掌握另案执行情况。当信息存在壁垒时，就可能存在恶意规避执行等情况的发生。现在，多亏了数字法院这双火眼金睛，让被执行人的谎言现出原形！”崇明区法院执行局局长施卫星感慨道。

　　对执行法官来说，智能查控的财产越来越多，从公积金、养老金、工资收入到胜诉债权、他案案款、逃债线索等，汇聚为“执行案件财产查控提示预警”复杂大场景，快速完成对多种财产的深度筛查，一次性“全景呈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

　　数字法院确实让法官有了更多的“办法”，那些常年办案形成的敏锐嗅觉，借助数字化的力量，让“猫儿腻”无所遁形。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法院开始逐步推进法院信息化建设和智慧法院建设。在全流程网上办案的过程中，源源不断地形成了海量司法数据，记录了大量当事人、诉讼程序、事实证据、裁判规则等信息，形成了富有的“矿产”。

　　2023年5月，上海法院召开了第一次数字法院建设推进会。在上海数字法院建设起步阶段，除了搭建全市三级法院贯通的平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还积极打通三级法院间、法院内外的数据壁垒，实现数据的“可用”。

　　这一次数据“破圈”，不仅破除了法院内部的数据壁垒，对过去六年520多万份电子卷宗进行数据解构、形成15.7亿个直接可用的数据点，还拆除了法院内外的数据“围墙”，通过对接上海大数据中心170余类公共数据，形成源源不断的大数据库。

　　“以往我们说数据分析，更多的是‘面’上的分析，比如，总体案件或者一类案件的数量变化、审判效率等等。”上海高院办公室主任韩峰曾经深耕审判管理领域，对“数据”的变化尤为敏感，“数据的‘下钻’，让我们从‘面’到‘点’，看到了对个案的分析。”

　　自此，数据被深度挖掘、利用，沉睡的数据财富开始苏醒。

　　打造数字版的“办案参考册”

　　“技术不知道法官的需求是什么，所以法官要把需求提出来，然后一起研究。”去年一年，上海高院党组书记、院长贾宇实地调研了上海全市22家中基层法院，在每一场调研中，他都不厌其烦地强调数字改革赋能的重要性，强调业务和技术融合的必要性。

　　“数据并不天然产生价值，数据在碰撞中才有价值。”上海高院信息管理处处长陆诚告诉记者，随着数字法院建设的持续纵深推进，数据不再停留于“可用”，还要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

　　自2020年起，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集中管辖应由本市中级法院审理的环境资源一审案件，以及金山区人民法院、青浦区人民法院、崇明区法院、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四家基层法院一审的环境资源上诉案件，因此高度关注污染环境罪的罚金刑问题。

　　在调研走访中，上海三中院发现，由于污染环境刑事案件罚金刑数额缺乏相应标准，罚金刑适用不统一的问题较为明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类案件的审理效果和效率。

　　如何破题？在一次干警座谈会上，法官朱奕建议：“通过大数据分析，研究全市污染环境罪罚金刑量刑参考基准，为一线办案法官提供有力支撑。”依据污染环境的三种不同严重程度，刑法对适用的刑期标准进行了规定，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时，审判实践中，罚金刑金额的认定一般也以污染环境犯罪的严重程度作为衡量依据。

　　仅仅有思路还不够，如何用好数据，需要明晰的业务规则和合适的技术手段，还要有一套经得起推敲的论证机制来避免“算法黑箱”。

　　于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场景申报、数字建模、推广评查、嵌入测试、核验反馈、优化完善……这个名为“污染环境罪案件罚金刑适法统一”应用场景得以嵌入上海法院审判办案系统。

　　当污染环境罪案件开庭排期保存后，正在办理案件的承办法官或合议庭成员会收到系统提示，应用场景将已结案件中不同情形下的“判决刑期”与“罚金刑数额”进行碰撞、比对，计算出平均罚金参考值，给法官以参考。

　　“为案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提示”“具有提示作用”“案件判决得到认可，当事人服判息诉”……应用场景上线后，办案法官反馈“有帮助”的达到了90%以上。

　　反馈选项是上海数字法院建设注重实效的一个体现，为了更准确地知道法官需要什么、评价如何，在应用场景预警提示的同时，还设置了直截了当的反馈选项：“有帮助”或“无帮助”。目前，全市法院已经嵌入系统的审判管理监督应用场景数量近400个，累计推送提示信息近38万条，法官反馈对案件办理有帮助率超过80%。

　　用数据筛查出线索，用数据碰撞出问题。对法官来说，“数助办案”以全流程网上办案系统为主干，把适法统一、裁判指引、信息协同、文书规范等应用场景嵌入办案系统，涵盖立审执各方面。数字法院的应用场景正成为一个个数字版“办案参考册”，把司法实践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记录下来，提供全过程的智能支撑。

　　一个个“小切口”的应用场景“嵌入”到案件办理的全流程，成为辅助办案的“永动机”，一刻不停地为每一个案件提供智能参考。

　　从“个体经验”上升到“集体智慧”

　　从“小切口”进入“小场景”，这是上海数字法院前期探索出的重要路径。经过半年多的探索，在去年四季度召开的第三次数字法院建设推进会上，出现了一个新词——大场景。

　　什么是大场景？相较于针对具体问题的小场景，大场景的功能更为综合，它可以在个案审理中提供全面的智慧辅助。

　　“道交案件中的好意搭乘怎么审理？”“外观专利案中的‘相近似’怎么判定？”……伴随着回车键敲下，屏幕上的AI助理“思考”后，不到一秒，就输出了回答。

　　在上海法院法官办案系统界面上，有一个长着机器人外观的AI助理，这个AI助理已经完成了类案办案要件指南、适法疑难咨询系统和适法文件的知识库学习。

　　在办案系统的右下角，点开“数助办案”的悬浮按钮，屏幕上还列出了已经上线的“智辅应用”，包括类案要素、争议归纳、证据指引、类案推送、案件摘要、要件指引、案件阅核等功能，这些应用能够帮助生成裁判文书中的主要基本内容。

　　还有部分嵌入其中的实用功能，比如“道交计算器”，针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法官只需要输入基本信息、伤残信息、保险情况、赔偿项目等内容，点击计算，就可以一键输出赔偿金额供法官参考。

　　如果说大数据为法官打造了一份伴随式“参考册”，那么人工智能则为法官提供了一个全视野“导航仪”。

　　上海高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庞闻淙分析称，对于法官和当事人来说，剥离事务性辅助是最底层的现实需求，而当前困扰司法实践的“类案不同判”“同错同犯”等难题，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法官的个体经验。

　　摆在上海数字法院建设面前的新问题，是打破“数据孤岛”后，如何冲破“知识壁垒”？好的办案经验和方法，怎么用数字化的方式实现群体传递、代际传递？答案仍然在一个个应用场景中。

　　“我们目前主要从三个方向来开发大场景，包括‘小聚大’大场景、‘改发点’大场景和‘要素式’大场景。”上海高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张能投身参与了从小场景到大场景建设的全过程，“小场景更有针对性，旨在解决问题；而大场景更能够‘演绎’办案逻辑，旨在提供指引。”

　　记者了解到，“小聚大”大场景是将之前的小场景串联合并，从解决某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像是“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裁判文书规范表述提示预警”，对涉外案件中的标题、当事人身份信息等相关数据进行筛查，纠正文书表述的瑕疵，保障涉外司法裁判的质量。

　　“改发点”大场景则聚焦二审改判高发的关键点，比如“房屋租赁类案件改发点集中提示”，帮助法官快速了解同类诉请二审改判的全貌，为争议焦点找到裁判方向和理由，让当事人有了预判后减少上诉，实质性化解纠纷和减少诉累。

　　而“要素式”大场景将传统审判成果叠加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后，实现数字化转化，发挥复杂大场景的多方位辅助功能。

　　比如“减刑假释类案要素式智能辅助审查监督模型”，打通法院与监狱局数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司法解释的规定，用数字建模的方式搭建减刑假释规则，实现智能审查、一键生成文书为法官提供智能辅助。

　　在这些场景建设的过程中，“审判智慧”得以用数字化的方式留存、赋能，辅助法官全面查明案件事实、准确适用相关法律，使“死的知识”真正成为“活的法律”。

　　过去一年，上海法院的审判质效提升明显，这是上海法院一年来，审判“质量与效率”的直观体现，也是践行在司法领域实现全面数字赋能、全程预警监测、保障适法统一、提升司法质效的一场重塑性变革，扎实有力的“硬成果”。

　　数字所指向的，是上海法院紧紧抓住“公正与效率”这一永恒主题的有力探索，而在数字背后，还有“数字”的改革力量。目前，上海市委、市政府已经把数字法院建设列入城市数字化转型发展规划和重点工作安排。城市数字化的目的，是“让生活更美好”，而司法数字化的目的，依然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数字法院不仅仅是技术变革，更是一种理念、思维和机制的根本性改造，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还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始终要把辅助法官办案、方便群众诉讼、助力社会治理的‘后半篇文章’做深做实。”贾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