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法院行政庭四级高级法官 闫慧

　　8月底的一天，书记员小丽抱着一大摞材料从立案庭回来，抽出了一个薄薄的档案袋递给了我：“闫法官，今天的行政诉讼是个小案子哦，材料超薄，接招！”

　　然而，这个“小案”的解决过程却没有想象中顺利。

　　案情是这样的，原告吴某出于个人喜好于2021年7月花了888元网购了一只小绿海龟。同年8月，江苏丹阳公安机关在查办梁某等20多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中发现，吴某参与了网购案涉海龟，遂对吴某立案侦查。

　　经司法鉴定，吴某网购所得的海龟为绿海龟幼体，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价值2万余元。

　　当地检察机关以吴某犯罪情节轻微，具有坦白、自愿认罪认罚情节为由，对吴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将案件移交相关行政机关，要求给予吴某行政处罚。今年4月，海洋综合执法部门对吴某处以12万余元的行政罚款处罚，吴某不服，诉至法院。

　　购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没有入刑，仅罚款还有异议？带着疑虑我拨通了原告吴某的电话。

　　“我为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感到懊悔，但罚得太重，我实在承受不起！”吴某大倒苦水，他是一名普通的装修工人，需要赡养两位老人，还要独自抚养三个孩子。

　　鉴于此案属于可以进行调解的自由裁量权相关的行政处罚案件，我与被告相关行政机关取得联系，询问是否有调低罚款的可能，结果被一口拒绝，认为这已经是衡量后作出的最低处罚。

　　电话沟通效果不理想，我向合议庭汇报了案件的有关情况。合议庭认为，按照吴某提供的初步证据，相关行政机关对原告的同案人已有行政处罚，本案行政处罚相比之下明显过重，调解是本案实现实质化解的最佳方案。

　　没想到，调解开始就频频遇阻。多次沟通，没有丝毫进展，双方态度坚决、互不相让。

　　“我上有老下有小，现在没活干，根本挣不到钱，行政机关却以外省同案人6倍的罚金处罚我……”吴某的话让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处理不好可能激化矛盾，导致矛盾升级。

　　为了尽快找准化解纠纷之道，合议庭决定尽快开庭。

　　合议庭在开庭后认为，行政机关应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变更行政处罚决定，此案中对吴某的处罚的确明显过高，决定通过向行政机关发出诉中调解建议书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

　　“合议庭经审理认为，综合考虑原告吴某已认识到网购绿海龟幼体的错误、违法后果已治愈、其他省份行政机关对于同案人作出较轻处罚决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依据基准以及吴某家庭情况等方面因素，处以12万余元行政罚款处罚，存在‘小案重罚’‘小过严惩’的情形……”调解建议书的发出，打消了行政机关的顾虑。

　　趁热打铁，我们迅速组织第二次庭上调解，终于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行政机关充分考虑到吴某犯罪情节、生态破坏修复实际以及家庭困难等情况，同意将罚款金额调整为4.23万元。

　　吴某多方筹措终于凑齐了罚款。“绿海龟案件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我再也不去做破坏环境的事了……我感受到了法律的威严，更感受到了法律的仁慈。”交完罚款后，吴某拨通了我的电话。

　　行政审判一手托着政府，一手托着群众。通过这件“小案”，我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法官要在法律框架内，仔细衡量过与罚、情与理，让每一个案件都成为案结事了政通人和的具体实践。

　　（闫慧/口述 本报记者 林晔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