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9月27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茨竹人民法庭庭长刘长军（左）到当事人家中回访，了解其生活状况。侯娟 摄

　　“廖婆婆，我们来看你了。”

　　“哎呀，刘法官来了，谢谢你还想起我这个老太婆。”

　　“重阳节要到了，我们特地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啊。”

　　“过得好、过得好，刘法官，多亏你啊，要不是你，我还不晓得要受好多的窝囊气哦……”廖婆婆把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茨竹人民法庭庭长刘长军迎进屋，拉着他的手激动地说道。

　　这是一起赡养纠纷。家住重庆市渝北区茨竹镇的廖婆婆今年已经90岁了，然而，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她的四个子女却都不愿意赡养老人。老人家衣食无着，无奈将四名子女起诉到渝北区法院，要求他们履行赡养义务。

　　看到案卷后，承办法官刘长军不禁皱起了眉头。老人家年岁已大，行动不便，没有生活来源；四名子女家庭情况各有特殊，都不愿意与老人同住；此前因为老人赡养问题，兄弟姐妹间已经闹过不少矛盾……既要老人老有所依，又要化解子女间的嫌隙，怎么办？

　　刘长军决定先行开展调解工作。然而，电话沟通中，老人的子女们竟都表示，不愿意参与庭前调解。

　　“我是家中老大，自小便帮家里做农活，我为这个家付出的已经够多了。况且我自己都70岁了，哪还有能力照顾老娘。”说起赡养老人问题，大儿子愤愤不平地说道。

　　“我配偶常年在外打工，我作为儿媳妇，总被她老人家看作外人，我不愿与她同住。”二儿媳不耐烦地挂断了电话。

　　“老人的生活费一直是我支付的，现在该轮到他们几个照料老人。”谈到与老人同住，三儿子也是很不情愿。

　　“这两年来一直是我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我已经尽到了赡养义务。现在我离了婚，也丢了工作，实在没能力再照顾老人生活。”四女儿无奈地说道。

　　眼看这次沟通情况并不理想，刘长军决定按期开庭，并以传票的方式通知各方当事人按时到庭，希望再在庭前组织一次调解。

　　考虑到茨竹镇人大代表龚正霞在当地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她不但“说得上话”，更能让乡亲们“听得进去”，刘长军便邀请其参与调解工作。

　　开庭那天，子女四人都来到了茨竹法庭。庭前，刘长军和龚正霞把四人叫到了调解室里，准备开展调解工作。

　　“我们在开庭前先简单聊几句，对于赡养母亲，你们有什么困难和想法，都可以提出来。”刘长军对几人说道。

　　“我没有啥好说的。生活费一直都是我给的，他们几个啥都没有管过，凭什么还要求我跟老人一起住。”

　　“我怎么没有管？平时不是我照料着的吗？你又什么时候来看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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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着几人又争吵起来，刘长军连忙把他们分开，开展“背对背”调解。

　　“母亲一个人把你们兄妹几个拉扯大不容易，再困难我们也要想办法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对不对？子女几人共同承担，总能克服一时的困难。”“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你们难道忍心看到她生活无着吗？”法庭的“代表委员联络站”内，龚正霞以道德和亲情为切入点，对大儿子及三儿子进行疏导。

　　“家里兄弟姐妹多，老人有时候可能做不到一碗水端平，不要因为一点矛盾便把血肉亲情割舍了……”调解室内，法庭调解员积极引导着二儿媳。

　　法庭里，刘长军则着眼法理与情理，对四女儿进行劝解：“赡养老人是法定的义务。我知道你这两年为老人付出很多，心里难免有不平衡，但眼下老人无人照料，希望你能够和气地跟三个哥哥共同商量，一起为老人尽一份孝心……”

　　就这样，经过“法官﹢人大代表﹢人民调解”用法、用情、用心地劝解，四人终于表示，愿意共同赡养老人。但谈及老人居住问题时，四人又都声称，只愿意支付赡养费，都不愿与老人同住。

　　眼看事态再次陷入僵局，在前期充分了解案情的基础上，刘长军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由三儿子将其闲置的房屋作为老人的住处，并负担水电等费用，四名子女每月轮流照顾老人生活起居，共担老人的医疗费用及过世后的丧葬费用。

　　一番劝解下来，四人最终同意了该调解方案，并在法庭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一场养老纠纷就这样在“法官﹢人大代表﹢人民调解”的联调共治下成功化解。

　　重阳节快到了，刘长军又特地来到廖婆婆家中进行回访，看着老人精神饱满、衣食无忧，刘长军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