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应当以法治为基石，以教育和矫正为导向，以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为保障，共同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出品的未成年人保护纪实普法动漫节目《重返庭审现场·少年法庭》上线热播，也再次引发社会各界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思考与关注。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成为刑法调整范围的立法考量。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其中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尤为突出。比如，接连曝光的“12岁男孩弑母被无罪释放”“13岁男孩强暴女孩获释后再杀人”等典型案例，既是对法治正义的亵渎，更是对未成年被害人权利的威胁。面对这一严峻趋势，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相应调整，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从原来的十四周岁降至十二周岁，这一刑事立法具有重要的刑法意义。一方面，基于我国未成年人发育成熟时间随着生活水平、教育水平的提高整体有所提前，但各地区不平衡、个体不平衡仍然存在的现状，进一步考虑未成年人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发育的个体差异性，附条件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有利于打击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秩序；另一方面，有利于引导低龄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进一步强化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和促进少年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

　　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启动模式的程序考量。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在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且情节恶劣的情况下，应当负刑事责任。因此，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情节恶劣”的判断已成为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根据立法精神，应当坚持“不核准为原则，核准为例外”的追诉原则，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采取“特殊情形+特别程序”的核准追诉模式，并且针对符合“情节恶劣”的特殊情形，经层报核准机关才能启动对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追诉程序。在核准追诉程序中，应当重点关注行为人的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以确保案件在符合“情节恶劣”的前提下，依法正确核准追诉。此外，在核准追诉程序中，还应当充分发挥社会调查与风险评估的作用，即在提起核准追诉前，应当充分考察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与可矫正性，以确保案件办理的公正高效。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情节恶劣”判断的考量。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核准追诉，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关系到未成年被害人的成长环境。在判断行为人犯罪是否具有“情节恶劣”时，应当严格遵循主客观综合性判断原则，重视社会调查报告的作用，严格执行核准追诉程序，坚持综合考量原则，既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考虑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例如，是否实施过类似行为，是否起主要作用、被害人的人数、行为的手段，是否存在其他从重或者从宽情节；既考虑行为中的情节，也考虑行为前和行为后的情节。具体而言，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一是犯罪行为的危害性，评估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二是犯罪动机和目的，分析犯罪行为背后的动机和目的，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三是犯罪手段和情节，考察犯罪行为的具体手段、过程和结果，评估其恶劣程度；四是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和个人特点，了解未成年人的家庭背景、教育状况、性格特点等，以评估其犯罪原因和可矫正性；五是社会影响，评估犯罪行为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如校园恐慌、被害人自杀等。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情节恶劣”调查评估的机制考量。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对少年司法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打击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时，应当更加重视探索科学有效的预防犯罪措施和专业化矫正途径：一是明确“情节恶劣”的具体标准和适用情形；二是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研究，推动形成系统的预防体系；三是提高少年司法的专业化水平，加强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和专业矫正；四是强化对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提高未成年人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五是建立健全未成年人保护的协调机制，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和司法的合力。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时，应当重视发挥社会调查报告和风险评估的作用。社会调查、风险评估是对行为人成长环境、性格特点、犯罪原因等方面的全面调查，对于准确评估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可矫正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社会调查、风险评估的分析，可以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行为人的犯罪原因，为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提供有力的依据。同时，社会调查、风险评估也可以作为衡量“情节恶劣”的重要参考，有助于准确把握“情节恶劣”的适用标准。

　　总之，对于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情节恶劣”的体系考量，必须建立一个公正、人性化、科学的核准追诉体系。这不仅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更是对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守护。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应当以法治为基石，以教育和矫正为导向，以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为保障，共同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