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谚有云：“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孔子也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在科学观念下成长起来的现代人，更是反对以外貌衡量人的品性。然而回到中国古代场景，会发现在中国传统司法审判中，还存在着一种“面相貌审”的断案方式。

　　传统司法中的“面相貌审”

　　“貌审”，即根据当事人的相貌、表情、动作等身体特征尤其是面部情况，对其是否犯罪进行一定判断。根据所依原理不同，“貌审”又可分为两类，一是“面相貌审”，二是“五听貌审”。

　　其中，“面相貌审”即通过对当事人的相貌尤其是面相特征的认知，对其犯罪嫌疑性进行预判或拟断；而“五听貌审”，则是通过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五种手段，对当事人陈述时表现出来的身体外在现象进行言辞虚实的判断。比较而言，“面相貌审”主要基于当事人的面相，以传统面相学为原理；而“五听貌审”则主要基于当事人是否说谎时的外貌表现，是对犯罪心理学的运用。由此可见，前者以静态为特色，需要法官具有面相学的知识，对当事人彼时相对固化的相貌进行判断；而后者以动态为特色，需要法官有察言观色的本领，对当事人的面部表情及气息变化予以捕捉。显然，“面相貌审”与“五听貌审”虽本质在“貌”，但属性有异。

　　可以说，在中国传统司法审判中，“面相貌审”与“五听貌审”动静配合，共同发挥了甄别犯罪嫌疑人，以期获取确定罪证的作用。

　　面相学：传统司法“面相貌审”的理论依据

　　古人之所以会以面相作为审判的切入性手段，实是有着深厚的理论依据，此即在传统中国影响甚大的面相学。

　　面相学也称“相人术”，主要是根据人的面貌、形体等外在身体特征，来对人之吉凶祸福进行判断、推测、预言的方法。相人术的核心内容包括相五官、相躯体、相骨、相气色、相声音。

　　当然，既称面相学，头部的“面貌”或“骨相”是最重要的观察区域。而一个人的外貌最主要表现在五官处，此种五官相术在司法貌审中自然有其重要作用。如清代相书《相理衡真》对眉目耳鼻口五官各有相论，以此判断或预测其祸福及品性。不仅如此，书中还有“凶恶”相与“盗贼”相的总结，从而为司法官貌审提供指导。

　　值得注意的是，面相学并非仅凭相貌就可相人，而是需要结合心地或言行进行审察。陈抟在其名篇《心相篇》即有谓“心者貌之根，审心而善恶自见”，而相学经典《太清神鉴》更是强调“是以善相者，先察其德而后相其形”。那种认为或宣称专凭面相即可相人的观点，是对面相学的误读。

　　相传相人术早在尧舜夏商周时期就有所萌发，而至春秋战国，则可谓蔚然成风。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这是范蠡观察到越王长脖尖嘴的外形面貌，以相人术推断此公禀性不佳。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相人术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理论，而且影响到各个领域，司法审判领域就是其中之一。

　　相由心生：传统司法“面相貌审”的文化来源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面相学中历久弥坚的“相由心生”，当是“面相貌审”的文化来源。战国时纵横家鼻祖鬼谷子早就有言：“有心无相，相随心生；有相无心，相逐心灭。”当然，“相由心生”之“相”并非一时“由心生”，而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传统面相学更是反复强调“相由心生”。如北宋相书《麻衣神相》“麻衣相心”篇云：“有心无相，相逐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斯言虽简，实人伦纲领之妙。”认为“相由心生”实是人伦纲领的精妙概括。

　　实际上，不仅中国本土文化认可“相由心生”，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也同样对此予以强调。虽然佛教“相由心生”之“相”主要指向与“内心”相对的外部事物的所有“外相”，但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大凡信徒大都将“相”与“相貌”“面貌”等联系在一起，相信内心状态对一个人的外貌尤其是面相的影响。可以说，先有中国本土文化的兴起，后又有佛教文化输入的客观契机，“有心无相，相逐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之说，至晚在北宋时已是一句流行谚语，成为整个社会上下的普遍认知。

　　因此，从“相由心生”这种中国传统本土文化及中国化佛教文化中，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面相术在传统中国一直流传，当然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传统司法中会发生“面相貌审”了。

　　传统司法“面相貌审”的文学描写及现实反映

　　在古代一些著名的公案小说中，对司法官的“面相貌审”描写非常之多。如包公审案：“包公看许生貌美性和，似非凶恶之徒。”（《龙图公案》第1则）又审李强行盗案：“拯审问罢，私忖道：‘……此人貌类恶徒，是盗必矣。’”（《百家公案》第61回）又审罗钦骗争毕茂银子案：“包公亦会相面，罗钦相貌不良，立令公差往南街拿其家人并帐目来看……”（《龙图公案》第70则）

　　当然，像包公案此类公案小说自然添附了不少虚构故事。但从宋代史料看，为应对繁多的日常诉讼，“面相貌审”作为一种既经济又显效率的司法技术，理当不是虚构或偶然。也就是说，“面相貌审”在公案小说中的频频描写，当是对司法审判的真实反映。只不过由于包公作为胡适所谓的“箭垛”式人物，诸多的“面相貌审”描述集中在他身上体现。其他如施公案、彭公案也大体可作如是观。

　　检阅官方正史，这种“面相貌审”也的确存在于司法实践中，《旧唐书》《宋史》《明史》等就有关于“面相貌审”的相关记载。比如，《旧唐书·李籓传》载：李籓被诬陷煽动军心，唐德宗怒而密诏杜佑杀之……“及召见，望其仪形（‘雅容仪’），曰：‘此岂作恶事人耶！’乃释然，除秘书郎”。此类“面相貌审”，即使到了晚清也仍然不衰，对新闻真实性十分重视的《申报》就多有报道。如有一起盗窃案，其中即提到某县令见嫌疑人相貌，“不类盗匪，且供词纯熟”，于是怀疑，最后复讯时发现果然有冤。

　　不过，传统中国亦有反对纯以面相识人者在，如荀子就写《非相》专篇进行批驳，认为“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故长短、小大、善恶形相，非吉凶也”，并列举历史上相貌形象与善恶品性不匹配的名人进行说明。荀子的批判是有道理的，也符合正统的面相学原理。

　　传统司法中“面相貌审”的再审视

　　“面相貌审”虽有一定的经验价值，但在官方记载的种种断案过程中，此类司法描述并不多见，上述正史所见也是屈指可数，在具体司法实践中，“面相貌审”一般与“五听貌审”配合为用，为司法审判提供支持。

　　总体而言，“面相貌审”在司法审判中更多的是对嫌疑人是否犯罪的一种主观性初步预判，而非对证据的事实认定。传统司法按要求其实非常重视证据，而证据的认定，依然需要物证、人证以及嫌疑人的口供。虽然“面相貌审”在司法实践中能有助于迅速锁定嫌疑人或罪犯，但其差错也时有发生，乃至出现导致冤案的情形。这是缘于某些司法官在“面相貌审”时往往易犯专凭相貌断案的错误，同时也与面相与品性在客观上的不完全匹配有关。

　　面相学虽也会兼顾心地和言行，但由于将面相与品性进行相对固化的捆绑，具有不周延性的缺陷，在客观的科学性上并不充分。因此，“面相貌审”更多的是司法官个人经验的运用，官方文献并未对其进行过肯定性宣传，传统律令也从未要求司法官将其作为断案的必要手段或必经程序，自然也就不会见于历代法典之中。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