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守成：期颐之年已过，但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时，还是倍感振奋。60年来，“枫桥经验”越来越受到重视，已成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红旗。

　　陈祚纪：党的二十大报告非常重视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最关键的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我从部队转业到法院，在基层人民法庭工作多年，感悟最深的就是法官要不断提高自身法律素养，加强调解指导，在纠纷源头为群众办实事。

　　寿文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急公好义、爱说理、讲道理的传统，孕育和滋养了“枫桥经验”。

　　郭志军：党的二十大报告非常重视法治建设，人民法院大有可为。要做一名“三色”法官（为民的土色、党员的红色和传承的金色），只有做好做群众身边的知心人，才对得起人民法官的称呼。

　　夏守成：

　　“枫桥经验”是一座宝藏

　　夏守成，101岁，诸暨市人民法院原院长。

　　他曾经是一名风华正茂的“南下干部”，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简朴的老房子里，夏守成精神矍铄，随着记者写在小黑板上的提问回忆那段峥嵘岁月。

　　解放战争时，当兵的夏守成曾被流弹击中，至今仍有弹壳残余脑部。随着年事渐高，听力大受影响，但反应仍很灵敏。夏守成和诸暨的不解之缘，源起1949年，他被编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南下。刚到诸暨的夏守成习语言、学风俗，先后在当时的保安区、宣传部、法院等部门任职。

　　20世纪60年代，夏守成参与改造“四类分子”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他至今难忘的记忆：“文斗，还是武斗？你想想，把四类分子关进监狱，是一个民警教育一百个‘四类分子’；放在群众当中，则是一百个群众教育一个‘四类分子’。哪个更有效？”他说，诸暨“枫桥经验”的起源，就是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改造四类分子，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1965年10月，因工作出色，他被派至新昌县社教工作队任队长、书记，进一步将“枫桥经验”推广至更多基层治理实践之中。

　　1980年，夏守成担任诸暨法院院长，当时，刑事诉讼法、新的婚姻法先后实施，社会治理重点转移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域，“枫桥经验”也随之变化。全国首个乡镇综治办落地枫桥，逐步加强了派出所、法庭等司法机关的横向合作。

　　“法院如何参与到‘枫桥经验’之中去？”夏守成认为，要重视“枫桥经验”与法院工作的融合及发展，“但那个时候我们内部发生过激烈的讨论，有人认为法院还是以办案为主，也有人提出，法院要加强对基层调解组织的指导，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忆及此处，夏老语气坚定：“‘枫桥经验’是宝藏，加强对调解组织的建设和指导并非多此一举而是非做不可！”

　　在夏守成任期内，诸暨法院协助建立调解组织1400多个，教育、培育调解干部5000余人，推动社、队调解会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全院上下形成了“人人关心调解组织和调解工作，个个参加对基层调解组织的业务指导”的局面。

　　当时，枫桥法庭曾圆满化解一起离婚案件，成为法院将“枫桥经验”融入案件办理思路的典型。因丈夫李某嗜赌成性，负债累累，妻子张某便到法庭起诉离婚。法庭收案后并没有直接下判，而是开展了调解工作。“我们对李某进行严肃批评，让他明白后果的严重性。”夏老回忆说，在批评后，法庭联系李某所在的公社，直接切断他的“赌路”。法官发现妻子张某只是怒其不争后，肯定她运用法律手段维权的同时，进行多次调解。二人在法官面前卸下怨气，重归于好。“在后续的回访中，发现夫妻俩在努力工作之余，还协助公社破获两起偷盗案，对家庭和社会都作出了贡献。”

　　根据诸暨法院的部署，枫桥法庭认真贯彻民事审判“十六字方针”即依靠群众、调查研究、着重调解、就地解决，改进工作作风，加强对基层调解组织的帮助和指导，及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1982年，枫桥法庭的61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结案率达100%，民事案件调解率达88%，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1982年度先进集体。

　　翻阅夏守成曾经亲笔修改的材料，有这样一段话：“基层调解组织是人民法院的第一道防线，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调解工作松一松，法院案件就上升，纠纷没人管，矛盾就发芽，小事能拖大，大事能抢炸。我们要加强对调解组织的业务指导，充分发挥调解作用，这也是法院落实‘枫桥经验’的实际行动……”

　　陈祚纪：

　　难忘骑着自行车跑基层的时光

　　陈祚纪，83岁，诸暨市人民法院原副院长。

　　陈祚纪1959年入伍，那时候部队学习雷锋精神、白求恩精神，帮他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1979年他来到诸暨法院，在牌头人民法庭当了8年庭长。

　　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推进。

　　当时，诸暨法院设立了刑庭、民庭、经济庭，“三个车轮一起转”，既培养了审判员办理各类案件的能力，也为开创经济审判工作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院越来越重视提高干警的素质，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1985年，时任牌头法庭庭长陈祚纪荣获“全国法院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是当时浙江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人民法庭庭长。

　　记者见到80多岁的陈祚纪时，他刚从郊区蔬菜地干活回来，一身汗，一脸笑。他说，他最难忘的还是在牌头法庭工作时，与百姓“同吃同住同行”的时光。谈起那段时光，他两眼放着光。

　　“‘枫桥经验’要讲清楚，不能误导后人。”陈祚纪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他说，那时干警吃住都在法庭，每天都要跑公社，村里有一些懒汉、二流子 “气死公安，难死法院”，但那些调委会、治保会主任都能“基本情况一口清”，通过“管头、管脚、管肚皮”治早治小。

　　陈建丽1984年考入诸暨法院，至今记得跟着师父陈祚纪骑着自行车跑公社的时光。

　　当事人一纸诉状递交上来，法庭的人就四处调查取证，而交通工具只有几辆破旧的自行车。陈祚纪常常带着她一起下乡。有一次从牌头法庭出发，沿着杭金省道，骑到应店街镇前十村的当事人家中进行调查，全程来回60多公里。这段路程不仅长，而且很难走，因为从霞度村到侯村街村有一段近3公里的上坡路，到了分水岭坡顶后又是一段近3公里的下坡路，两条路坡度都很大。

　　“我根本骑不动，只能推车步行。” 陈建丽说，陈祚纪总是笑呵呵地为我鼓劲，一路上还不停讲着法院工作该注意的问题，“对当事人态度一定要好！”他操着一口地道的诸暨话，不停地强调着。

　　陈建丽说，有很多这样既艰难又充实的调查取证经历。回忆起来，都是自行车吱吱呀呀的声音，还有陈祚纪爽朗的笑声……

　　那时候，经常白天外出调查，晚上回法庭写调查报告，每天处理两三个纠纷。“靠的都是基层群众。”陈祚纪说，有人来反映：“陈同志，我们两棵树不见了。”不是立刻就要立案，而是要开社员大会，调查一下是谁干的。“所以要加强调解力量，强化基层调解，哪些工作要调解队伍管起来，怎么管，都要进行培训。我们那时每年至少搞两次全员培训、竞赛，阶段性地对治保主任、调解主任组织评比，调动积极性。”

　　陈祚纪回忆，诸暨各乡镇都成立了综合治理办公室，负责调解重大的治安纠纷，指导村治保会和调解会调解的一般性治安纠纷。开展“三防”竞赛活动，努力把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三防，即防民间纠纷发生，防民间纠纷引起的非正常死亡，防民事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 陈祚纪说，这一活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治保、调解干部的积极性，不少可能激化的矛盾纠纷得以及时制止和解决。

　　对容易发生纠纷的宅基、水利等问题，诸暨法院向县委报告，建议做好预防工作，避免纠纷的发生或扩大：一是宅基地实行乡长一支笔审批，严格把关；二是实行驻村干部负责制；三是审批做到“四公开”（建房指标、申请户申请内容、村里批文、乡政府批文公开）、“三到场”（村乡土管组看地基、挖地基、地基填平后验收都要到场）、“一监督”（聘请人民代表为监督员），同时抓住因审批把关不严造成纠纷的反面典型，通报全区，扣发有关责任者的奖金。“农民一生能盖几次房子？你不能前期不审核把关好，后面又说是违章建筑要拆掉。” 陈祚纪说。

　　部队转业后，从公社干部到法庭庭长、法院副院长，老百姓叫陈祚纪“陈同志”“陈庭长”“陈院长”，陈祚纪一直在为解决群众纠纷而努力，“枫桥经验”的理念、方法和故事，他怎么也讲不完。

　　在陈祚纪加的小书架上，整整齐齐摆放着他的剪贴本，人民法院民事案例、刑事案例、司法文件分门别类装订，最上面是2022年的合订本。83岁的他，还在关心“枫桥经验”的发展。

　　寿文光：

　　接过接力棒 点燃新火苗

　　寿文光，51岁，诸暨市人民法院枫桥法庭原庭长。

　　寿文光说，讲“枫桥经验”，要从枫桥文化谈起。“一部诸暨史，半部在枫桥。”早在隋唐时期，枫溪江上的枫溪渡口就曾建桥、设驿站，“枫桥”由此得名。这里有耕读传家的传统，被称为“枫桥三贤”的王冕、杨维桢、陈洪绶便是其中杰出代表，急公好义、爱说理、讲道理、重教育的传统，孕育和滋养了“枫桥经验”。

　　寿文光介绍说，诸暨人向有“诸暨木朊”之称，《浙江通志》记述诸暨人“好斗而易解”。“诸暨人争强好胜，有了矛盾冲突不肯轻易服输，但也很明理，只要公平公正处理，矛盾很容易化解掉。”寿文光说，体现在“枫桥经验”，就是一定要加强和引导基层自治。“法庭在履行好审判职能的同时，在纠纷解决中要充分发挥各方力量，不断优化调解方式，实现法院司法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联、互动与互补，及时有效地把民间纠纷解决在基层。”

　　2008年10月，诸暨法院与市司法局联合成立诸暨市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在诉前、诉中开展调解。2010年8月，又在枫桥等五个法庭建立调解分中心，作为联合调委会的分支机构，进一步延伸民事诉讼与人民调解工作衔接沟通平台。

　　“要真正做到矛盾不出村，对基层干部和调解人员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法律知识的欠缺。”寿文光说，为解决这个问题，枫桥法庭在2004年创造性地提出了“四环指导法”，抓住诉前、诉时、诉中和诉后四个环节，全方位指导人民调解工作。诉前，法官作为法律“指导员”，定期到调委会指导工作；诉时，对于简单的诉讼案件，尽量引导到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诉中，即法院开庭时，请人民调解员来旁听；诉后，即法庭判决以后，及时向调委会反馈，为今后处理类似的纠纷案件提供借鉴。

　　此后，寿文光接过接力棒，继续为人民法庭参与“枫桥经验”的发展点燃新火苗，主推“三维度”诉调同向联调机制——调解（开庭）前审查诉辩合理度、调解（庭审）时引导对基本事实的认同度、分头（休庭）解说以判决方式结案的基准度。“只有人民调解同向联调，才能发挥各自优势，切实减少诉讼，节约司法资源、维护司法权威。”

　　寿文光说，要强调司法裁决在调解中的权威性：“法官以前叫判官，这个判字是什么啊？一刀两断！这一刀，你这个切下去，要切得准！你不能和稀泥，没有判打底，你肯定做不好调解工作。”

　　寿文光说，2011年，枫源村里一对兄弟和妹妹闹僵了，起因是父母去世，已出嫁的妹妹提出要分遗产，兄弟俩不同意。像这种事，以前总是由家族中威望较高的长辈拍板。但随着村民法律意识的增强，老规矩渐渐行不通了，最后闹到了村委会。

　　按照老规矩，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分遗产，但从法律角度讲，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也有权利继承财产，但到底怎么分，村干部心里也没底。

　　为此，村干部把当事人请到当时的“网络法庭”，通过视频与枫桥法庭法官“见面”。法官依据继承法，结合实情，建议兄弟俩各继承40%，妹妹继承20%。“如果打官司，浪费时间又费钱。这样的分法我们都接受。”三兄妹和解了。

　　郭志军：

　　做群众工作就要把自己摆进去

　　郭志军，47岁，诸暨市人民法院枫桥法庭原庭长。

　　和法律结缘26年，在人民法庭工作20年，虽平凡但不平淡，虽繁忙却无上荣光。郭志军说，要做一名“三色”法官（为民的土色、党员的红色和传承的金色），踏踏实实扎根基层，心系群众，做好做群众身边的知心人，才对得起人民法官的称呼。

　　自1997年进入诸暨法院工作，郭志军有20年时间是在法庭度过的，曾获评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2017年年初，担任枫桥法庭庭长，将坚持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自身使命，郭志军既感到无限荣光，也深知重任在肩。他围绕机制重塑、数智赋能、司法服务等方面，深入开展法庭工作。

　　全球金融危机压力下，法庭受理案件数量井喷。打铁还需自身硬，郭志军从内部抓起：“法官不能每天埋头办案，要学会数字治理，盯好人、盯好案。”每天早上一到办公室，他打开办案系统，每个法官手上有哪几个案子，到什么时间节点了，是否有责任心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建立健全内部考核机制，制定了一份“庭长寄语”，一个一个人盯，一个一个案子盯，把问题具体化，要求每名法官紧盯关键岗、关键点、关键时，审慎对待每一起案件，严防程序瑕疵和廉政问题，从纠纷源头去化解当事人的心结。

　　“我们讲‘政治三力’，在基层，最关键是执行力。加快办案进度就是最好的司法为民。”郭志军在上党课时强调。在他的带领下，枫桥法庭收案数量实现六年连续下降，降幅近60%。

　　郭志军认为，整个法庭就是一个大家庭。“门卫保安、食堂阿姨、清洁工等，都是自己人。一个保安坐在门口，如果没有责任心，其实会给法庭惹很多事，法庭的每一个人都代表法庭形象。”

　　土生土长的郭志军，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一直未曾褪去这层根植群众的“土色”。他把法庭临聘人员当兄弟姐妹，也主动深入群众中间，每遇到最难处理的纠纷，他总是和法官说：“让他们找我！”

　　在枫桥法庭，郭志军遇到的人数最多的群体性纠纷，涉及近400户业主。

　　因交付的房屋迟迟未按要求开通天然气，影响了正常居住，楼某等391户业主在与房地产公司多次交涉未果后，一纸诉状诉至枫桥法庭。为让业主在最短时间内维护自身权益，又不对企业造成重大影响，郭志军提出了运用“示范调判机制”，全力化解该批纠纷的思路。

　　先啃“硬骨头”，对其中当事人情绪比较激动的两件案件先行审理判决的同时，郭志军积极与枫桥镇党委、政府沟通磋商，组织业主代表与房地产公司进行面对面交流，并在判决案件生效后根据判决结果进行现场释法明理。终于，经各方不懈努力，房地产公司与业主在枫桥镇治理中心陆续签署了调解协议，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做好群众工作，非常重要的是，要把自己摆进去。”郭志军说，“你首先要把群众的情况摸清楚，这个当事人，是哪个地方的？跟谁比较要好？经常下乡开庭、调解、普法，村里的管事人都认识了、熟悉了，都成了处理纠纷的重要力量。”

　　横向联系多了，郭志军先后探索建立了“一镇一法官”“三下乡一提升”等工作机制，将司法触角延伸至群众身边；探索人民法庭融入基层社会集成改革，联合党委、政府出台《关于建立枫桥人民法庭参与基层协同治理的工作意见》，将法庭工作积极融入党委领导的基层治理大格局之中；积极打造“法治先枫”党建品牌，让共享法庭在辖区乡镇、社区内实质化运行，充分发挥“最小支点”的司法张力。

　　“作为一名法官，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办结一个案件，更是要帮当事人切实解决问题。”一直以来，郭志军始终怀着这份信念，将责任与担当融入每个案件。在郭志军任职枫桥法庭期间，未发生一起涉诉信访，群众满意度始终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