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共识。然而，如果要问，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应当从何说起？恐怕就难有标准答案。通常的看法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期，亦即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可以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第一个“高光”时刻，在那个时代，老子、孔子以及其他诸子，灿若群星，相互辉映，共同照亮了华夏的思想天空。因而，传承诸子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其必要性与可能性，都是没有疑问的。

　　然而，如果要追根溯源，我们又可以进一步追问：先秦诸子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传统中大放异彩的？先秦诸子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还有没有更早的源头？显然就是一些颇具诱惑力的问题。譬如，孔子是后世景仰的至圣先师，但是，孔子自己景仰的圣人则是周公。以至于晚年的孔子，因为较长时间没有梦见周公，居然极为伤感地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孔子所说的“吾从周”，就是要追随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初年的圣贤群体开创的文明。因而，从孔子的视野中看，传承周公时代的中华优秀法律传统文化，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了。

　　如果我们不止步于三千年前的周公时代，如果我们从周公时代再往前追溯，我们能不能看到一些更早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对此，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称：“只有到殷墟时代（盘庚迁殷约当公元前1300年的开始时），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此前约一千余年，文献中还保存一些传说，年代不很可考，我们只能把它叫作传说时代。”（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按照历史学家的这个划分，殷墟时代以后，是“狭义的历史时代”，周公算是这种“狭义的历史时代”中的人物。从周公时代再回溯两三百年，就迈进了“中华古史的传说时代”。那么，在“传说时代”，是否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幼芽？简而言之，“传说时代”是否蕴含了值得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传说时代”中的主角，主要是一些具有超凡魅力的、半人半神的人物形象，譬如若有若无、虚无缥缈的盘古，还有天皇、地皇、人皇，后面还有伏羲、女娲、神农，更有黄帝、颛顼、尧、舜、禹等等。这些“传说时代”的人物形象，特别是神农氏以前的那些人物形象，在客观层面、科学层面、事实层面上，基本上不具有真实性，仅仅是传说中的人物，但是，这些传说中的人物在意义层面上却不必否弃。因为，这些传说中的人物形象，特别是相对晚出的黄帝、颛顼、尧、舜、禹，已经支配了、至少也是深度影响了历代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在徐旭生所谓“狭义的历史时代”的中国，一些基本的行为规范，譬如，人们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当做什么，诸如此类的规范，归根到底，都可以追溯至这些传说中的人物。这些传说中的人物已经成为了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终极根源，在某些时刻，甚至充当了一切“大是大非”的判断标准。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承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初始形态、萌芽状态。

　　作为《史记》第一篇的《五帝本纪》，其首句就是：“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就是“传说时代”中的黄帝，这也是鲁迅的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所致意的黄帝。在鲁迅那里，黄帝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黄帝的文化意义，显然不能因为他是“传说时代”中的人物，就可以打折扣的。

　　按照《五帝本纪》第二段的记载，黄帝是在神农氏之后兴起的。其时，“蚩尤最为暴”，“轩辕乃修德振兵”，平息了各方暴乱，建构了一个“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的政治共同体。因为轩辕“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这样一个黄帝，显然可以归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譬如，他“修德振兵”的实践，就彰显了德与兵的关系，就是一个值得挖掘的法律文化问题；“有土德之瑞”则揭示了轩辕黄帝君临天下的法理依据。

　　《史记·五帝本纪》先讲黄帝，紧接着又讲黄帝的孙子颛顼，说颛顼其人，“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这就是颛顼的治国方略：利用土地发展经济，依照天时安排活动，敬事鬼神以制尊卑之义，遵循五行之气以教化天下民众，虔诚地祭祀各方神灵、历代祖宗。透过这些活动，我们可以看到颛顼承载的传统法律文化：“法自然”的秩序观念，“依鬼神”的神权意识，祭祀作为“国之大事”，诸如此类，都体现了颛顼时代的传统法律文化。至于颛顼之后的尧、舜、禹，虽然也是“传说时代”中的人物，但是，他们的言行在《尚书》等众多典籍中都有各种各样的记载，他们的形象，较之于黄帝、颛顼，更加饱满，他们代表的那个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可传承性，就更为明显了。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