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蒙古族曾长期存在着一种较有特色的刑罚制度——罚畜刑，它是古代蒙古族用来化解纠纷和处罚犯罪的重要方式，主要是根据违法程度，对犯罪者处以相应数量的牲畜，从而达到定分止争、定罪量刑之目的。

　　游牧民族法制思想的积淀。罚畜刑萌芽于草原游牧民族的“罚畜”习惯，成吉思汗统治时期呈雏形，北元时期逐步细化，清代发展至巅峰，后期加入了汉族刑罚内容，体现了蒙汉法文化的融合。清朝统治者通过保留罚畜刑，实现中原地区与蒙古地区“和而不同”的治理模式，保证了蒙古地区的长治久安。

　　蒙古高原自古以来繁衍生息着诸多游牧部落和民族，这些游牧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蒙古族的法文化。

　　罚畜刑最早见于古楼兰出土的木简中，木简记载了对滥砍滥伐者处以罚畜刑：“凡砍伐一棵活树者罚马一匹，伐小树者罚牛一头。”西夏国法典《贞观玉镜将》则将罚畜刑引入军事管理领域，上阵杀敌违规者处以罚马之刑。羌族的罚畜刑记载于《宋史》中，对于已经调处的纠纷，当事人又进行报复的，处以罚羊百头之刑。在吐蕃王朝所制定的各项法律制度中，其早期的“吐蕃三律”——《狩猎伤人赔偿律》《盗窃追赔律》《纵犬伤人赔偿律》中都有罚畜刑的相关记载。蒙古族在首部成文法典《大札撒》中引入罚畜刑，并在蒙古法发展的各个时期不断加以完善。

　　法律是民族智慧的结晶，蒙古法制文明经历了习惯法时期和成文法时期，蒙古族独具特色的法文化形态和以“宽简”著称的法制精神，使其成为世界法律体系中游牧民族法制文明的典型代表。直至清代，罚畜刑不仅广泛适用于行政、刑事、民事和经济等处罚中，还体现在军事和宗教信仰方面。

　　在婚姻家庭方面，对于不遵守婚约、破坏他人婚姻、拐走未婚妇女、父母以不当方法将女儿许配给他人、丈夫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等行为均处罚一定数量的牲畜，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妇女的权益。在文化教育方面，孩童到一定的年龄，父母必须送其学习蒙古文，违反者将根据父母社会地位的高低处以相应的牲畜。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禁止破坏草场；保护野生动物；设立禁猎区，狩猎后要对幼小的、雌性的猎物放生，违者罚畜。这些均是蒙古族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朴素反映。

　　以“九”为基数的惩罚方式。罚畜刑，大多以“九”为基数来计算。《大札撒》记载：“丢马的人不管从谁处找到其丢失之马，罚此人一九。”这是对罚畜数量的最早记载。“一九”牲畜，也就是九头牲畜，牲畜包括牛、马、驼、羊，具体的组合方式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法典中有不同的规定。16世纪的《阿勒坦汗法典》规定：“九畜包括：马二匹，牛二头，羊五只。”而到了19世纪的《钦定理藩院则例》九畜则细化为：“马二匹、犍牛二只、乳牛二只、三岁牛二只、两岁牛一只。”除了对一般犯罪罚一九（9头）牲畜外，对于严重的犯罪则处罚二九（18头）或三九（27头），最高达到九九（81头）。据统计，一九、二九、三九出现频率最多，九九出现频率最少，这说明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同时，也在考虑刑罚执行的效率问题。

　　财产刑代替生命刑的价值。罚畜刑被广泛适用之前，蒙古法中较多适用生命刑和身体刑处罚罪犯，死刑的范围涉及通奸、鸡奸、故意制造谎言等几十项行为。在《蒙古秘史》中记载有“将脚筋挑了”“心肝割了”“性命断了”等残酷的人体刑罚。随着蒙古族生产生活的不断发展，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大札撒》引入罚畜刑，改变了以往单一的身体刑，内容虽比较简单模糊，但《大札撒》作为蒙古族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的开端，对后续的立法起到了指引和借鉴作用。

　　罚畜刑的出现，使得人的生命价值被重新认识。罚畜刑不仅可以增加受害者的收入，保存劳动力，还能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从犯罪者本身来说，牲畜是其基本生产资料，剥夺其牲畜，不仅能起到惩罚犯罪的作用，还能发挥警示作用，让潜在的不法者考虑预期的刑罚成本，从而选择主动放弃犯罪。

　　此外，游牧生产生活的分散性也决定了在古代蒙古地区实行徒刑、流刑以及自由刑难度较大，成本较高。罚畜刑作为触及牧民根本利益的惩罚方式，实际运行中效果良好。

　　在以畜牧经济为主的广大牧区，侵权、合同等纠纷，都可以采用罚畜的方法处理。罚畜刑是惩治经济犯罪、财产犯罪的重要手段，这类犯罪具有贪利性，对其使用罚畜刑，可以破其所图，灭其所欲。

　　罚畜刑采用的具体惩罚数额可以根据犯罪危害性的大小进行调整，使得司法审判人员能够根据具体的案情灵活变通，更好地做到罪刑相适应。罚畜后，牲畜的归属较为灵活，可以判给被害人，也可以选择充公，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国家和地区的财政收入。

　　[本文系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社会治理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宗教习惯法研究”（项目编号：23SKJD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