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荣格告诉我们：“当潜意识被意识到，命运就被改写”。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实践中，不仅助力审判、更助益当事人。

　　当事人诉讼，把自设的、无解的难题交给我们，在难题里，矛与盾被累加，层层叠叠，负向元素被做了乘法，平方、三次方、N次方。当事人的负性体验超出了承受范围，他们被难题所困，沉重难当。他们盼望法律维权、难题消除。

　　潜意识是相较于意识的心理活动，它内隐于当事人的心里，也存在我们的案件中，是难题的根源，找到它，解读它，认知会改变，纠纷会消除。

　　纠纷的实质

　　从法律层面上，纠纷是我们依照法律规定调整的、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从当事人的角度看待，纠纷是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揭示的存在于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性质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矛盾。

　　矛盾是运动，是过程，矛盾促使事物向前发展、向上提升。当事人错把过程看作结果，只体验负性，为此停留。他们不去觉察外显矛盾来自内隐冲突，不去看行为与心理的紧密链接，不感受矛盾带给自己的意义，只为赢得官司，全力以赴不惜把生命的价值减缩为负值。

　　胜诉只是合法权益得到维护，而真正的胜利不是赢得诉讼，应当是个体在矛盾中获得内在成长，与自己和解、与他人和解、在矛盾中双赢。

　　“小我”与诉讼

　　人们的心里，住着“小我”，小我的根本特性是恐惧和匮乏，那些担心、抗拒、控制、威胁、贪婪、防卫和攻击等，都是小我的模式。小我的力量很强大，有时足以操控个体的认知与选择。他们在诉讼过程中，有把自己当作受害方，委屈、控诉；有自认为控制者，为战胜对方，甚至要把法官也纳入自己的认知范围；还有为达到胜诉目的，故意撒谎隐瞒，对事件经过，给出截然相反的陈述；还有的走不出自我伤痛，无休无止纠缠……万象、纷繁。

　　“小我”是导致纠纷形成的真正原因，也是个体痛苦的根源，它干扰查清案件事实，阻碍审判进程，更阻碍个体自我前行。

　　只要能够觉知，看见“小我”、观察它、接纳它，人就不再小我。

　　二次伤害

　　在心理学中有一种理论叫做“二次伤害”论，在我们审理的案件中，二次伤害理论被许多当事人运用，发生频率之大、之多、之久，超出寻常。他们或在初次体验受伤之后，把体验收藏进自我意识中，二次、三次、更多次重复受伤的感觉，或者重复将伤害给予对方，放大、延长矛盾。

　　若初始伤害来自外部，那么，此后多次重复的，则是内在自我伤害。它被当事人过度关注，形成一种心理活动的机制，未被觉知。

　　查清案件事实就是解读矛盾，解读当事人的内在伤害与案件事实中真实的伤害，加以区分与界定，能够使当事人解锁困惑，释怀伤痛，减损、止损。

　　情感计算器

　　人类没有一种计算器，能够对价情感，可在许多涉及财产纠纷的案件中，当事人却把情感纠葛与财产之争绑在一起，打包交给法院。财产是外显的、可视的，能够加与减、乘或除，而情感则内隐在心里，价值多少，分量多重，无法计算。在继承之诉、抚养与赡养纠纷、离婚后的财产之争中，当事人的情感矛盾远大于案件本身。

　　矛盾虽表现在当下，被当事人锁定为应激事件，但它并非单一的、真正的矛盾，我们需要归因。循行溯源，它们或者是个体对童年负性记忆的唤醒、抗拒，或者是对经历过的事件的负迁移，再或者是儿时的旧伤被再次磕到，伤痛重现……如此归因，是根据心理学家阿德勒的理论，个体成年后的问题，都可以从童年时期找寻印记。

　　对财产依法分割，是法院的职责，而情感不在此限，需要个体用心珍藏、表达，而非计算。

　　重建

　　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提出了一个法则，法则告诉我们：生活中的10%由发生在个体身上的事情组成，另外的90%则由个体对事情的反应所决定，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10%的事情我们不可控，但剩下的90%是可控的。

　　当事人的纠纷，是诸多元素的集合，大多由个体的倾向性人格、认知范围、言语的顺畅程度、应对事物的态度、选择、行为模式等汇聚而成，还与个体的耐受性、抗挫折能力相关。

　　将负性元素放入90%的可控范围之内，与自我签订尤利西斯一样的合约，重建正确的认知机制、行为模式，难题的解决就会变得容易、彻底。

　　解读诉讼心理，让矛与盾转化为成长动力。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