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柳山方氏宗谱。资料图片

　　安徽省歙县霞坑乡柳亭山峰峦叠翠，风光迤逦。八百多年前，歙县柳山方氏一族围绕家庙“真应庙”的祀产争夺在这里与守视僧发生了一起旷日持久的讼案。

　　此案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以至惊动弘治皇帝。领旨查案的巡按御史和当地官府办案人员深入实地，查宗谱、看方志、辨碑文，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查明真相，为受害人找回祀产。

　　祸起萧墙

　　“真应庙”位于歙县霞坑乡柳亭山山麓左昌干，原为歙县、浙江淳安县方氏始祖，东汉人方储潜修之地。方氏一族是最早移民徽州的宗族之一，当时在汉廷任司马长史的方纮，“因王莽篡乱，避居江左，遂家丹阳。丹阳昔为歙之东乡，今属严州，是为徽严二州之共祖也”。丹阳即严州府淳安县，方纮嫡孙方储于永和五年（140年）逝后被朝廷追封为太常尚书令、黟县侯，归葬这里。乡民在“歙之东乡”的淳安县东郭内的方储墓前建造汉代盛行的墓祠，并在歙县霞坑乡柳亭西小山上建庙祭祀。

　　北宋端拱元年（988年）方储第三十六世孙方忠正“以原庙将圮，移建于柳亭山麓之左昌干……始置祀田，招僧守视”。

　　方忠正的曾祖父方蒙，在北宋乾德年间自淳安县迁徙到歙县霞坑乡左昌干，于是，方忠正遂将家庙也移建到该处，同时置办了祀田。所迁家庙属柳山方氏家庙，与后来方氏世族宗祠不同。

　　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宋徽宗赐额“真应”，遂称“真应庙”，由僧人管理。“真应庙”虽交僧人管理，但与专事佛事禅院寺庙不同，属于歙淳方氏宗族“家庙”。

　　到了元世祖至元初年，“庙几于颓，守视僧侵盗祭田”，族人方兴便“重新庙貌，清服祀产”。

　　明洪武四年（1371年），韩国公李善长核查天下氏族，因方氏一族“钟鸣鼎食之家，列居首姓”，发给“民由户帖一张”，将“真应庙”的财产登记在方兴名下。永乐年间，方氏宗族增设祀产，为免税赋分辨不清，更改“真应庙”祀产，重新登记在僧人管理的“真应庙”名下。殊不知，这给以后旷日持久的祀产争夺官司埋下祸根。

　　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方氏真应庙族谱序》这样写道：“详载邑志及各族家乘，历历足徵。原有祀田八十亩，各派轮流司之，以供祀事。历宋元而下，世守不替。至明初，为奸僧所占，正统间族众公讼于官，而汶阳始复。万历间，又被强邻所夺，仍讼而又复焉。”

　　实际“真应庙”守视僧侵盗事件早在元代已陆续发生。方兴为此重修家庙，恢复祀产。

　　弘治十五年（1502年）“真应庙”守视僧福清勾结“地豪”吴文质等人捣毁赐额和碑记，安置佛像，企图将方氏家庙变为佛寺以掠夺祀产。

　　方氏族人方德师获悉后状告到徽州府，徽州知府何歆实地查验并查阅宗谱和方志确认“真应庙”为方氏家庙，祀产归方氏宗族所有。

　　到了弘治十八年（1505年），福清等守视僧又生事端，“诡将祀产典卖地豪吴文质”。方德师获悉再次状告到县衙，此间僧人逃匿，无人对质查证，因“控县不直”，方德师被拘押入狱待审对质。风云骤变，方氏家族急派方原进京“赴闕呈奏”，向弘治帝上奏冤情。

　　几经波折，皇上御批下旨，巡按御史黎凤奉旨查案，赴当地勘验，查谱志、辨碑文，厘清曲直，“断田归庙”，柳山方氏夺回祀产。

　　正德八年（1513年），为防止守视僧侵占宗族祀产再起风波，由族内举人、监生方远宜、方纪达和方明育等出面，请南京户部在记录这桩案件始末的方氏宗谱谱牒上钤盖官印。至此，“真应庙”祀产纠纷息讼止争。

　　纷争再起

　　嘉靖年间围绕“真应庙”祀产又发生了守视僧明皎挑起的纠纷，方氏宗谱《嘉靖二十六年僧明皎赔钟神像伏约》记载了纠纷经过。到了万历年间，围绕“真应庙”祀产的纠纷日趋激化。万历二十年（1592年），“真应庙”守视僧真珙与“地恶”潘礼忠、许泰极和吴镇等人相互勾结，棹楔庙门，“藏匿敕额洪钟，又萌吞产之计”。

　　原来，曾任9年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许国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告老还乡回到歙县。与他同族的许泰极上门拜访并从许国处得到“流金庵”题额。吴镇、潘礼忠找到许泰极，与“真应庙”僧人合谋，想废“庙”立“庵”，以此吞并方氏祀产。

　　方氏方学初等众儒生，联名上书徽州知府，要求擒拿案犯，保护方氏祀产。许国听闻此案真相后即致书徽州知府，要求收回“流金庵”题额。县府遂“批饬本府经历陈公追缴假额，摘拿奸僧送府县究治”，一番波折，谋夺方氏祀产的主犯真珙随之依法伏诛。

　　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真应庙”又发生了耕种祀田的“恶佃”潘维秀等27人将租谷300余秤据为己有、拒不交纳的事件。抗租原因是守视僧“希图易庙为寺，霸吞祀产”。

　　屡屡发生的抗租事件，激起了方氏族人保护祀产的警觉，方时化带头向地方官府起诉抗租以讨回租谷，方弘静、方万山和方元彦等乡绅倡议捐资修庙，此时正值朝廷允许平民祭祀始祖诏令颁布60年。徽州乡村广土纷纷兴起建祠祭祖热潮，方氏家族乘势而上开始改家庙为统宗祠。

　　到了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守视僧如福又挑起事端。他与“地恶”潘龙鼎和吴童相勾结，“藏匿祖像、敕额，涂改庙梁字迹，占地造屋宇”。族人方鏊见此告到县衙，如福起诉到台宪，反诬方鏊贪财滥诉。双方相持不下，次年方氏绅士方汝生聚集生员、监生、举人等50多名乡绅“联名具控”。

　　办理此案的歙县知县钱中选，面对错综复杂的案情，十分审慎，“临庙亲勘”，查阅各种文书、账簿，并下令搜查，找出被藏匿的祖像和庙额。

　　在铁证面前，钱中选当堂裁判“革佛逐僧”，拆除吴潘二姓随意增建的家屋三间，将建筑材料没收修理公廨，并判处潘龙鼎和吴童以杖刑、枷责，押送如福回原籍。

　　为避免后患而造成诉累，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知县钱中选对“真应庙”讼案息争建言：“合将僧人驱逐，使方嫡长支下选择一妥子孙，居守本庙管业，庶免养虎反噬之虞。”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十一月，方鏊为“永杜后累”而“将前后控断情由恳县给照，永杜后累。蒙钱公抄招给贴附照，计追回田产仅七十余亩矣”。

　　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真应庙”祀产全部恢复时，方氏族众遵照钱知县建言，公议决定不再把祭祀与祀产的管理托付给守视僧，乃“逐僧新庙，买仆看守”，彻底了断诉源。为了“真应庙”的管业，方氏宗族苏村等十个支派，共同制定每年轮流掌管祭祀和收租合同。至此，这场跨越近百年的“真应庙”祀产讼事风波偃旗息鼓。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南京户部侍郎方弘静和四川布政司参政方万山等名流贤达联名将《十派合同》呈报歙县县府，恳请县府正式钤印，“以保祖永祀”。此时，县府正组织编纂万历《歙志》，知县张涛和方弘静同为编纂，张涛很快了解“真应庙”讼事纠纷来龙去脉，随即确认方氏的《十派合同》并正式钤印，《十派合同》有了县府所认可的地方规制效力。

　　掩卷沉思

　　纵观“真应庙”众多讼案，跌宕起伏，曲折辗转。究其因：

　　一是方氏宗族对家庙祀产管业存在不力，易于被不法僧人有机可乘。祀产归属主要凭借祀产田地的鱼鳞册登记和契税收缴凭据。当初方氏为便于税契缴纳和祀产管理，“尽更真应庙名，改签鳞册”，使祀产归属名目不清，为此酿下纠纷隐患。

　　二是与方氏宗谱《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所载不同，歙县知县钱中选在“临庙亲勘”，查阅了各种文书和账簿后，发现守视僧如福侵占祀产原因是负责管理祀产的方鏊拖欠税粮，贪图便宜的方鏊与里长柯万林合谋将纳税“转嫁”给如福。不料，正中下怀的如福自请代方鏊交纳税粮。而交纳税粮是拥有祀产所有权的根据。钱中选明察秋毫，不厌其烦，反复求证，终于在拘审方鏊口供对质中获得真相。为此，钱中选在其《歙令钱公中选谳语》中指出这也是促使如福觊觎方氏祀产的诱因。

　　三是“真应庙”祀产之争还掩盖柳亭山当地他姓宗族田产矛盾纠纷。从弘治至万历年间，守视僧的侵盗行为相继不断，当地吴氏和潘氏宗族势力一直影响着此案。吴氏、潘氏和许氏都早于方氏迁徙此地，对地少人众的霞坑乡来说，“真应庙”祀田山地纷争成为必然，客观上造成“真应庙”田地祀产纠纷近百年不断。

　　从《歙令钱公中选谳语》记载中不难发现，“真应庙”祀产纷争虽数十年不断，官司审理错综复杂，但无论是知府、知县还是奉旨查案的巡按御史，均能遵从史料和客观事实，从族谱、方志和实地勘验、细问微访入手，缜密明断、秉公办案，使得这起历近百年、真假难辨的历史陈案去伪存真、真相大白，为当下化解矛盾纠纷，做到审慎明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作者单位：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