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生命权纠纷案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张某、韩某二被告的语言刺激与刘某死亡具有一定因果关系，特别在刘某发病倒地后，二被告未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具有一定过错，判决二被告所在公司连带承担20%赔偿责任。

　　2022年3月，刘某受雇在合肥市一绿化工地修剪树苗，为是否需要拉线将树苗修剪齐整等问题，与江苏某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林公司）项目经理张某、江苏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务公司）管理人员韩某发生争执，后刘某突然发病倒地。随即，刘某被送往医院治疗。诊断结果为大脑前动脉远侧段动脉瘤破裂伴蛛网膜下腔出血等。半个月后，刘某经医治无效死亡。

　　事后，刘某家属将张某、韩某及园林公司、劳务公司以及雇主郑某告上法院。刘某家属称，张某、韩某无故辱骂刘某，当着众人面让刘某“滚”，极大伤害了刘某的自尊，导致刘某当场倒地昏迷，二人却置之不理，致使刘某送医后治疗无效身亡。刘某家属请求法院判令五被告承担侵权责任，赔偿50万余元。

　　园林公司辩称，其是项目的总包单位，与刘某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刘某是自身疾病发作死亡。张某虽是其员工，但未实施侵权行为，对刘某的死亡无法预见，不存在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损害的情形。

　　劳务公司辩称，韩某是公司劳务人员，其与刘某并非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二人发生口角是韩某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且刘某因自身疾病发作死亡，与韩某无因果关系。韩某、张某均辩称，对刘某未进行辱骂，其没有过错。郑某认为此事与其无关，不该担责。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绿化项目承包人系园林公司，张某系园林公司项目经理。园林公司在承包该工程后，将部分劳务分包给郑某及劳务公司。刘某是郑某雇佣的绿化修剪工，韩某是劳务公司雇佣的劳务工人，对刘某在内的工人进行管理。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刘某发病时间与双方争执时间相距极短，争执行为虽不会导致刘某死亡，但行为人的语言刺激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是刘某情绪激动的原因之一，而情绪激动可能会导致动脉瘤破裂，二被告的行为与刘某死亡的事实是多因一果的关系。虽然二被告对刘某身体状况和自身疾病并不知晓，但在刘某因争执倒地后，二人理应及时采取救护、通知、照顾、送医等合理措施，积极履行救助义务，但二人选择置之不理，存在一定的过错。

　　法院还认为，在判断侵权行为是否属于执行工作任务的范围时，除一般原则外，还必须考虑其他特殊因素，如行为的内容、时间、地点、场合、行为之名义（以用人单位名义或以个人名义）、行为的受益人（为用人单位受益或个人受益），以及是否与用人单位意志有关联等。张某在园林公司承包的工地范围内行使项目经理职权，行为受益人是园林公司，与职务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应当认定张某的行为属于执行工作任务行为，园林公司应对张某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韩某是以劳务公司名义管理劳务人员，行为受益人是劳务公司，与职务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也属于执行工作任务行为。郑某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应给予刘某家属适当补偿。因此，结合刘某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自身疾病，以及张某、韩某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力大小，一审法院判决园林公司、劳务公司对原告各项损失的20%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连带赔偿原告11.6万元，郑某承担补偿责任。

　　园林公司、劳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合肥中院二审认为，张某作为园林公司的项目经理，韩某作为劳务公司的员工，二人在工作场所就绿化养护事宜与刘某发生纠纷，该行为系因工作而起，应当认定为履行职务的行为，由此引发的侵权损害后果应由园林公司、劳务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遂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