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以尊德性著称，道德的提倡和践履贯穿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秉承以德为本的治国理念，主张为政以德，加强道德修养，采用正己正人、推己及人的办法来从根本上达到执政为民、完善吏治的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孔子的德政思想对当今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为政以德”的执政理念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德治的传统，《尚书·蔡仲之命》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效法上古三代明王，推崇周公之政和敬德保民思想，“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孔子本人也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中庸》），他毕生致力于推行的就是文武周公的德政思想。《论语·为政》开篇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即只有把德政原则贯彻到政治生活中去，政权的基础才会牢固。

　　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用严刑峻法来稳固其统治，对此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主张德政与刑法应宽猛相济、德刑相辅，而在理念上还是重德而轻刑。《孔子家语·刑政》记载，孔子说：“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用刑以德为前提，刑只使用于难以教化的大恶之人。“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论语·子路》）可见，在治国问题上，孔子反对刑杀之道，而号召用道德教化民众，使之向善。与外在的威慑和刑杀相比，内在的德性修养更为根本。

　　在孔子看来，要实现国富民强、国家大治，就要行德政，行德政就要有仁爱之心，就要做仁者，只有仁者才能爱人。“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礼记·哀公问》），爱人就是行德政，孔子把爱人作为为政之首。“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如果执政者爱百姓，为百姓谋福祉，反过来，百姓也会爱戴执政者、拥护执政者。孟子说得更为尖锐，他说：“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子路问孔子如何才称得上是一位君子，孔子告诉他“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就是“修己以安百姓”，如此则可与尧舜相比了。

　　“政者正也”的为政之道

　　儒家文化把个体的道德修养放在首位。先贤很早就悟出了这样的道理：靠外界的制约规范个体行为是被动的，而靠内心的道德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是主动的。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内在的正义力量要比外在的制约更有力量。《尚书·洪范》这样赞颂公正之道：“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所以，中华民族历史上涌现出许许多多的道德楷模和守节之士，形成了一股与天地同参的浩然正气。坚持正义的行政准则，不仅是作为官吏的考核要素，更是对各级从政者道德修养的要求。

　　执政者应当如何履行职责呢？在季康子向孔子问政的时候，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己不正，难以正人，所以作为从政者，首先要正己，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而道德修养最关键、最核心的，是善，是仁。这是天道之大美、人道之终极。对于一名从政者来说，如果能以“正”为从政之要，那就是一个合格的从政者，如果再进一步，能以“仁”为从政的终极关怀，那就可以称得上一名优秀的从政者了。若能以“仁”来驭政，则政通人和。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从政者若能正己，治理国政还有什么困难呢？若连自身都不能正，何以正他人？孔子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可见，正己之重要。那么如何正己呢？孔子也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比如在交友方面，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要与正直、诚信、知识渊博的人交往，而远离谄媚、势利、奸佞的小人。在喜好方面，孔子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要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以宣扬别人的好处、以交了有益的朋友为快乐，而不以骄傲、游荡、宴饮玩乐为快乐。同时孔子告诫人们说君子有三戒、三畏：“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即年轻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贪。“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即君子有所畏惧，畏惧天命、王公大臣，畏惧圣人之言。孔子还告诫人们“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些都是正己修身以达到仁德的要求，也是从政者在处理政务中要坚持做到的要求。这也与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路径相吻合，即首先修己，其后安人、安百姓。

　　只有从政者做到端正自己，以身作则，国家才会呈现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感不用情”（《论语·子路》）的和谐局面。

　　“欲而不贪”的财富观

　　孔子不反对追求财富，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认为“欲富恶贫”是人的一种共同的普遍的倾向，他考虑到了“欲富恶贫”的人性前提，承认人们追求财富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孔子不反对个人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正当利益，肯定财富“合益”的价值本义，但他更注重的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获得财富。物质财富是满足人之生存、社会之延续所需的条件，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不是无限制的，必须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前提必须是正当的利益，即以是否符合“义”为前提，即“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就是要以义驭利，在财富面前不能为所欲为，要讲德性、讲礼。“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合乎仁德的利益就是正当的，而一己之私利或小集团的局部利益必定不合乎仁德，他认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义”“利”作为生命中两种不同的价值追求，只有“合义”地得到财富才是他所认可的，君子爱财，必须取之有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若只考虑一己之私利，损公肥私，必将招致很多怨恨，结果只能是“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富贵诚然人之所欲，但“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作为从政者，必须具备这种清正廉洁、两袖清风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

　　孔子主张以仁义之心节制个人对富贵的私欲，尤其是从政者不可以权谋私、以身发财。他告诫官吏“欲而不贪”，心怀仁德，有仁德的人是不贪权势和财富的。“欲仁而得仁，又焉贪？”（《论语·尧曰》）《礼记·大学》曰：“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这是对孔子思想的发挥，即以德从政，以德驭财。“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有仁德的人用财富来发展、成就自己，没有仁德的人则利用自己的身心去聚敛财富。如何处理仁德与财富的关系，是治国之道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以财发身”还是“以身发财”，是判断“仁”与“不仁”的标准。从政者应当常怀律己之心，将财力用于完成自己的事业，而不应当利用自身的地位和权力，把自己沦为追逐财富、谋取私利的工具。

　　中华传统德政思想对当下廉洁文化建设的启示

　　廉政历来为政治家所重视，《周礼·天官冢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周公从这六个方面对官吏进行考核。春秋时期政治家晏婴认为“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内篇》），把廉洁提到政治根本的高度。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则将廉列为四种维系人类、人伦、国家安全的道德规范之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而仁和礼作为孔子思想中内外相成的两个向度，分别从道德要求和伦理规范两个方面为廉政提供了理论来源，其德政思想为我们从源头上反腐倡廉提供了思想资源。

　　以德从政，提高道德修养。这是从政者的为官之魂，从政之本，用权之道。历史上汉初的“文景之治”、初唐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都是以德治国而实现大治的典范。从政者能否以德驭政，关系到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贯彻落实，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好坏，关系到国家是否稳定和谐。从政，就要以德为本。从政无德，就会导致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败坏。从政以德，可使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公民个人品德得以提升。所以，从政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讲政治、树正气、重政德。做到以德立身、以德服人、以德树威。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始终保持从政者的优良政德，成为廉洁从政的公务员。

　　正己正人，廉洁自律。正己是为政的前提，一个政权的最可贵之处仍在于一个“正”字，是非善恶分明，喜怒爱憎清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凡正者，所作所为无不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联系，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如果以权谋私，势必丧失民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从政者自身品行一定要端正，见贤思齐，率先垂范，作出表率，树立威信。为官之道，在严格要求自己，踏踏实实做事情，不夸夸其谈，“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

　　正己正人还要有公正之心。廉洁文化的核心就是公正、和谐。“正”与“公”是紧密联系的，出于公心才能做到公正。从政者要不偏不倚、公道正派、遵规守矩，要正大光明、刚直不阿、主持正义。公正体现在交往中，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公正表现在用人上，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立党为公，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诚支持和拥护。《左传·桓公二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无论法制如何健全，无论社会监督力量多么强大，对于人类群体最需要的公正来说，公正环境的营造、公正的实现与否，关键还是在于从政者是否以德执政。所以中华文化特别强调执政公允公正，倡导清廉之风、爱民之风，“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吕氏春秋·贵公》）廉洁文化建设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建构公正文化，提高从政者的公正意识、公心境界。心不公则政事不可能正，偏信、偏见、偏私、偏听、偏好，皆可妨碍公正。

　　消除拜金主义和骄奢淫逸的享乐思想。在利益格局不断调整变化的市场经济大潮下，能否抵制金钱诱惑、正确处理义利关系是对从政者的严峻考验，从政者手中掌握着国家和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身处各种利益关系和人情世故的网络中，如果从政不能心怀仁德，就很有可能在形形色色的诱惑和复杂多变的形势中丧失党性原则和仁德立场，坠入腐败的泥潭。同时抛弃骄奢淫逸的享乐思想，发扬朴素文明的传统。“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奢侈豪华就会滋生骄纵，所以要提倡朴素节俭的生活作风。古人云：“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明史·雒于仁传》）过度饮酒会使肠胃受损，沉溺女色会迷乱本性，对金钱的贪欲会带来人格的沦丧，缺乏容人之量易怒尚气就引发杀戮。因此，从政者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权力观，而归根结底就是树立以德为本的德政理念。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这一新的时代课题：“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在不想腐上巩固提升，更加注重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儒家廉洁文化注重强化廉政制度的规范和廉洁意识的道德化，当前的廉洁文化建设也应当以道德文化和法制文化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强制性的法制规范与非强制性的道德约束是相辅相成的，光靠道德和正义的谴责显然也很难阻止贪欲的膨胀；而道德力量的弱化则会大大削弱法律的效力。因此，不仅要重视以法治贪，加强反腐法治建设，更要重视从政者德政思想的教育和社会舆论氛围的监督，建构德政理论体系，加强德政意识的培养，促使从政者从根本上端正自身，自我约束，防患于未然。

　　（作者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