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经典之作《寻乌调查》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从大量的调查实践中，毛泽东积累了宝贵经验，不断将其理论化。为反对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在调查研究工作上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出科学的方法，为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鉴往而知来，温故而知新。学习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对于广大政法干警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深入实际搞好法治调查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准备要足：“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能够提高效率。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到的七大调查技术之一，就是要定调查纲目。“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寻乌调查》的第三章“寻乌的商业”是篇幅最长的一章，在第八节“寻乌城”中，毛泽东列出二十五个条目详细记述寻乌城的状况，内容包括寻乌城是什么、盐、圩场生意、娼妓等各方面。事先充分准备调查纲目，让毛泽东仅历时十多天，就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详细的考察分析。《寻乌调查》的调查纲目深入每个问题，详细划分事物类型种类，为寻乌调查内容广泛、深入和细致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在深入实际开展调研时，应注重制定大纲和细目的重要性，大纲对调查的系统性、方向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细目则能够使调查研究广泛、细致和深入。带着一份详尽的调查纲目开展调查，能够明确目标少走弯路，大大缩短调研时间，让调查研究事半功倍。

　　纲目有助梳理问题。我们在调查前要事先想好调查的方面，了解基本信息，带着问题去调查，才会有余力更广泛、细致地统计记录翔实的内容，才能有针对性地聚焦问题本质，让调查为实践提供有参考意义的经验总结。拿法治建设来说，如何推进法律落地见效，不仅是法律执行的问题，还涉及各地政治、经济、社会关系、风俗人情等方面，每个方面的情况都会影响当地法治建设进程。在实际调查研究前，我们应先了解各地法律发展历史，想清楚要调查的方向和方面，要揣着“一堆疑问”“一串纲目”深入实际，而不能带着“一腔热血”“一张白纸”，企图用调研中记录的零散内容推导出问题答案。只有准备充分的调查研究，才能防止发散式提问、零碎化记录和忙乱型整理，才能从繁杂的现象中理清思路、聚焦问题、落到本质，得出贴近实际的结论和务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问题要真：“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研究的问题真不真是调查的首要问题。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突出一个“真”字，前者强调态度，后者强调研究问题的方向，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土地革命初期，中央对待富农的政策不断发生变化，令各根据地感到无所适从。这使毛泽东意识到要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关键是要深刻认识农村的阶级状况，尤其是较为复杂的富农的情况，搞清楚富农与地主的区别和贫雇农对富农的态度等。正是带着这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真问题”，毛泽东最终下定决心，专程到寻乌做一番大规模调查研究，弄清楚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这充分说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调查研究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哪里有问题就聚焦哪里，哪个环节出问题就调研哪里。

　　问题真不真还看病根找得准不准。一些工作中的老大难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一个重要原因是情况还吃得不够透，病根还找得不够准，问题还聚不到点上。不同地区产生的问题不同，不能对真问题视而不见，也不能绕着真问题走。比如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违法违规问题涉及行为规范的研究，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可能就是发展与法治平衡的问题。我们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准钥匙解开真实的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调查研究的对象、范围不断扩展，加大了发现“真问题”的难度。但越是如此，越要潜下心来，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梳理问题、排查难题、找准母题。“提领而顿，百毛皆顺”，以“问题导向”引领“调研方向”，才能“言必及义”，长远地解决法治发展中的难题。

　　研究要深：“要亲自出马”“要深入”

　　首先要做到亲身深入。毛泽东搞调查研究有一个突出特点，调查研究亲力亲为，身体力行。亲眼看，亲耳听，亲手掌握材料，亲自记录分析。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都坚持亲身调查，他还专门设计了调查表并下发至连队，1930年每个宣传员都有一本“社会调查提纲”。毛泽东讲到《反对本本主义》时说，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如果用基层的材料代替自己获取的第一手材料，用向下分解任务代替自己的调研任务，不仅违背调研初衷，还反映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问题，得出来的结论也只能是蜻蜓点水，无法基于深刻了解作出正确决策。我们还需注意，“亲身深入”后还要“主动安排”，完全“被安排”的调研可能面临失败的危险，参考意义大打折扣。

　　要“身入”更要“心到”。要做到“心到”便要深入底里，在群众中摸到本质情况。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调查的技术”中，将深入调查总结为“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在寻乌调查时，毛泽东已经充分认识到，调查研究与群众工作密切相关，要深入问题底里，一定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定要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他在《寻乌调查》中指出，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为了深入底里，寻乌调查期间，他带着工作人员到田间地头，一边帮助农民干农活，一边做调查，在群众中听实话、摸实情。因此，我们学习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开展法治调研工作时，应坚持“面对面”掌握基层实情，“点带面”全面详尽考察，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确保调研深入底里，提高调研结果的质量。如此以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范围要广：“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

　　广泛开展辩论，才能明晰真相实情。毛泽东非常重视召开讨论式调查会。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专门提到了“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并解答了“调查会到些什么人”“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的问题。他请的座谈会对象具有年龄跨度大、职业范围广、相关程度强等特点。他强调，调研会要提出中心问题在会上辩论，不作讨论式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他善于打开每一个参与者的话匣子，引导大家敞开心扉，进行讨论辩论。在寻乌的总结调查会上，现场有50余人一起讨论，他耐心听大家争论或补充，等所谈问题的意见趋于一致时才记录下来，再逐句确认。我们在做法律调查研究时，不要怕有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如果调查时一帆风顺，大家的意见一致统一，这是有问题的，真实性要打个问号。而越是重要的立法文件，越要经历长时间大范围地充分讨论。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就是在全国1.5亿人的118万多条意见建议中诞生的。只有从广泛的、不同的意见中去粗取精，提炼出共性的、一致的结论，调查结论才能接近于正确，才能让调查结果有发言权，经受住历史的考验。

　　广泛选取典型，才能深入解剖麻雀。毛泽东将典型的调查方法比喻为“解剖麻雀”，具体是指通过深入研究具体典型，从中找出事物的规律。他将调查的典型分为先进的、中间的和落后的三种，“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这便需要深入群众了解问题，注重收集第一手素材，在广泛的调查对象中，找出几个令人满意的和令人不满意的典型例子，深入研究，得出结论。《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是毛泽东留下的最早一篇较完整采用解剖典型方法的调查报告，后来被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他从广大佃农中，选取了壮年佃农张连初作为典型案例，详细剖析了他的生产生活情况，分析了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的真正原因。“解剖麻雀”在现在依然是十分管用的，我们在分析一个法律现象和问题时，将广泛的调查对象分为大类，在每个大类中以小见大，找到具有代表性的“麻雀”，运用由点及面的调查方法，详细分析各方面的情况，总结经验，得出具体的结论。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思考问题、作决策，都把调查研究作为一切工作的基础，甚至“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正因如此，他提出了很多适合中国实际的好思路、好办法、好举措。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新时代新征程，我们一定要学好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巧，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掌握新情况，研究新问题，确定新举措，高质量推进中国法治建设，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