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毛泽东在长冈乡、才溪乡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对群众路线理论与群众工作方法作了深入阐述。苏维埃在事实上已成为符合工农及其他民众利益的革命民主政权的具体组织形式。革命的参加者是广大人民群众。苏维埃政权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苏维埃政权吸收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参与政事，工作中走群众路线，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毛泽东指出，苏维埃实现了最完满的民主制度，它给予了广大民众一切民主权利……确实，实践并倡导群众路线更能发挥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性作用。

　　苏维埃的建设与群众化改造的成效

　　应该说，苏维埃革命，是武装革命和政治革命，也是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苏维埃是劳苦群众的先锋队，为群众谋利益与革命战争是其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中国共产党通过苏维埃与劳苦大众发生联系。党领导人民在革命进程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与推行群众路线、推进基层组织建设肯定是分不开的。乡苏维埃（乡苏）和城市苏维埃（市苏），可以说是地方苏维埃建设的中心和基础。乡苏和市苏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组织，在动员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等各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乡苏和市苏，其组织机构在不同时期存在一些差异。城市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全市选民选出代表组成。代表会议选出主席团，主席团下设总务处、内务、劳动、财政、军事、文化、卫生、粮食、工农检察、土地等科。根据城市的特点，劳动科还可下设失业劳动介绍所。乡苏是由全乡的选民选举出来的全乡政权机关，最初是各苏区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要建立的。但1933年12月出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政府暂行组织法（草案）》对乡苏重新作出了规定，乡苏设主席团，由乡代表产生，作为乡代表会闭会时的全乡最高政权机关。乡苏不分科，一切事务由整个乡苏维埃负责。

　　据统计，乡苏政权下设委员会最多可达二十多个，还有土地委员会、土地登记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等临时设立的委员会。各种临时设立的委员会的委员，除乡苏的代表外，可吸收乡里积极分子来参加。但这些临时来参加委员会工作的人有发言权但无表决权，他们是根据各地工作的实际需要设立的。显然，这些委员会是乡苏政权的组成部分，带有群众自治的性质，但不是一般的群众团体。乡苏维埃政府中的各种委员会各司其职，工作有条不紊，效率大为提高。从结构上看，各委员会的人员本身就是由群众积极分子组成，与民众的联系最为广泛和密切。毛泽东还强调，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与民众团体在村的领导下，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之处。苏区的很多地方创造了动员群众的良好方法，与群众打成一片，努力吸收他们所有的优点，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大力强化了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属性。

　　乡苏和村苏，作为基层苏维埃政权组织，与农民群众生活最为紧密。在乡苏等基层政权中，由苏维埃代表主持并邀请各群众团体和各方面的积极分子参加，帮助苏维埃管理某项专门工作，这符合实际工作的需要，同时也显现了苏维埃政权真正群众化民主化。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权思想上，既强调政权的群众基础，又强调群众对政权的民主参与。毛泽东在1933年对长冈乡、才溪乡进行调查总结后赞扬道：“这样把工作组成了网，对于乡代表会议的帮助是极大的”，“使苏维埃联结了更广大的群众，这是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乡苏已被建设成为农民组织起来的政府，农民完全能当家作主。当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的普通农民第一次被纳入到社会政治活动中并成为主导者后，其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

　　密切联系群众激发人民创造力

　　苏区通过召开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吸收工农群众参加政权，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人民群众拥有对苏维埃代表和政府工作人员监督、罢免的权利，发现苏维埃代表有不能胜任之处，即随时撤换；发现苏维埃委员及其他工作人员有不好行为时，即提议苏维埃代表大会或选民大会改选。譬如，工农监察委员会的一项职权是：“接受工农群众对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控告和申诉。”这使得各级苏维埃政权置于人民群众的严格监督之下，并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一切苏维埃工作的实际执行都在乡苏和市苏。群众可以批评乡苏的工作报告，可以对苏维埃代表当选后的履职过程进行有效监督。为了体现工农民主专政的特点，苏维埃开始了实行普遍选举制度的实践。工农群众普遍参加选举，把那些最有觉悟最先进最有积极性的分子选进苏维埃去。这样，代表来自于群众又散布于群众之中。会议讨论的问题要求实际化，并可移动到各村举行。原因在于，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力量，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力量之源，共产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市苏和乡苏的选举就成为整个选举的关键。得益于我党治国理政的智慧和经验，到1933年年底，在苏区推行的以乡苏“村选”为形式的乡村民主达到了预期设计目标。当选的乡苏代表多是村里觉悟最高、最先进、最积极的人员，由他们组成新的乡苏，自然会成为乡村社会的“新式权威”，占据中心地位。而以长冈乡为代表的众多乡苏“村选”，不但重建了乡苏政权，还健全了乡苏的组织与工作。这充分显示了苏维埃政权坚持工农劳苦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同时使得苏维埃成为最能激发人民创造力的机关。

　　密切联系群众是苏区粮食工作等完成的重要保证。而苏维埃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所以苏维埃政权才是真正广大民众的政权。因为苏维埃政权的改造，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划分行政区域暂行条例》的颁行，乡苏的管辖区域较先前都划小了。这不仅使得红色政权更接近群众，也有利于群众参政。

　　为群众谋利益切实改善群众生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规定人民群众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参与国家的管理和建设。苏区乡村政权的建立填补了旧政权和旧势力被推翻后的农村权力真空。因为，“就是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这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事的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最好方式”。还有，中共中央于1932年明确提出了“新的领导方式”，是针对官僚主义、不切实际、不联系群众等旧的领导方式而言的。所以，“新的领导方式，是在一分钟不离开下层群众，在每个问题的决定时最仔细的倾听下层同志的意见”。1934年4月，毛泽东在《乡苏怎样工作》一文中指出：“改善乡苏工作的方向，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这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

　　乡苏等基层苏维埃政权吸收了大批工农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因此，它能将地方上那些积极的、有能力的群众融入到政权体系中来。例如，上杭县的上下才溪两乡各吸收了110多人加入到各种委员会来，兴国县的长冈乡也吸收了100多人。通过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基层苏维埃的临时委员会或科，使广大民众直接参加了苏维埃的工作，直接参与苏维埃政权的管理，行使管理国家的主人翁权利进而促进基层政权的工作群众化。苏区群众在政治上翻身，生活状况得到改善，能够昂首挺胸做人、放开手脚做事，从而激发出更高的革命积极性和更丰富的创造力。

　　密切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使得一切苏维埃工作的执行有着雄厚的力量支撑。《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还规定了乡苏有权解决未涉及犯罪行为的各种争议问题。毛泽东因此强调：“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只有首先解决农民的生计等问题，才能在乡村推动革命进一步向前发展。

　　中央苏区专门设立了控告局和控告箱受理群众监督，提高了群众监督事项的办理成效，也促进了监察工作的有效进行。同时还成立了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等群众性监察组织，协助监察机关开展工作。显然，中央苏区不但设立专门机构来承办群众监督事宜，还建立了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机制。地方各级裁判部必要时可组织巡回法庭，以方便广大群众来观审。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法庭审判案件时要通知各地团体和群众参观，征求群众意见，若判决办法与群众意见不同，可交上级处理。

　　毛泽东指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群众对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尽批评、监督和拥护的责任。毕竟，苏维埃的具体领导需要的不是空洞的表格，而是经常的检查，真实的、实际的领导。临时中央政府《关于苏维埃建设重要的训令》等法令的出台，意义在于促使苏维埃密切接近于民众，使苏维埃得以周知民众的要求，使民众的意见迅速反映到苏维埃来，促使争议等问题迅速得到讨论与解决，使动员民众为了战争为了苏维埃建设变得十分的便利。基层苏维埃政权中，工农所占比重更大。这说明，根据地政权具有极广泛的群众性，是真正的工农民主政权。再加上苏维埃政权的改造，使得苏维埃、特别是基层苏维埃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苏维埃的各项工作进一步受到群众监督。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其肯定能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这也是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宗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苏维埃必须“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的痛痒”，处处为群众着想。因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苏维埃政权群众路线的运作及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作者单位：九江学院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