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平国用中典”是儒家经典《周礼》提供的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法制方略，按经学家郑玄、孙诒让注解，“中典”训为“得轻重之中，可常行之法”（《周礼正义》），乃是古人心中良法的等同表达；“平国”训为“承平守成之国”（《周礼注疏》），亦是其善治观念的具体体现。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方略之要，首先在于制定一部宽严适中、刑罚合度的治国良法；更重要的是，还需将这部良法合理行使、善加利用，持续发挥其内在“中典”法制精神，力求实现“立国日久，承平无事”的善治目标和最佳状态。

　　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我国古今法律制度虽已不同，但法律思想、法律文化犹有共通之处。在中华法制文明演进过程中，“中典”法制精神一直是古人追求良法善治所奉行的重要标准，尤其是在中华法制发展的唐宋时期，这种精神无论在立法建制抑或司法活动当中，均得到过良好之践行。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互动，执政者将抽象的“中典”法制精神转化为仁者爱人、以民为本、德主刑辅、恤刑慎杀、决疑惟轻等具体的法制理念和治理原则。于今而言，这些用法理念和实践经验，对于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仍有裨益，是值得珍视和借鉴的。

　　“中典”法制理念的形成

　　胡适先生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下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有许多后果。”（《中国哲学史大纲》）诚然，“中典”法制理念的形成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生、发展、演变和定制的历史过程。

　　“中”是中华传统文化思维的核心概念和重要组成。早期的“中”具有空间概念属性，多指方位、地域上的中心位置，有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还是图腾象征，最初为氏族社会中的徽帜，由于徽帜所立之地恒为中央，遂引申为中央之义，更引申为一切之中。（《殷墟文字记》）无论是空间意义上的“中”，还是图腾意义上的“中”，均表明古人视“中”为中央、中心的文化思维其来有自，这种观念也极大地影响并促成先贤圣王尚中政治哲学的形成。

　　据文献记载，尧禅位于舜时，就曾将“允执其中”的政治理念传授给舜。舜心领神会，于是“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后舜再禅位给禹时“亦以命禹”。殷商之际，有“汤执中，立贤无方”，盘庚迁都也告诫臣民“各设中于乃心”。西周初年，随着箕子所传《洪范》“皇极”大法成为根本统治原则（《尚书正义》训“皇极”为大中之道），尚中的王道政治观正式确立。

　　有周一代，这种政治哲学对法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以保民、明德、弼教为目的的尚中刑罚观。西周穆王时，为了应对王道不断浸坏之局势，他命司寇吕侯以《九刑》为依据，制作《吕刑》。纵观其内容，无不贯穿“用中”精神。诸如“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等语，其“中”已然有公正、恰当、和谐之义。除了传世文献，中刑、中罚观在金文中也不乏见，如《叔尸镈》载：“慎中厥罚。”这些观念不仅内含司法公正、量刑适中及罪刑相适应的法文化意蕴，还反映了“慎刑”的法律价值取向。

　　显然，《周礼》“刑用中典”之说法是以尚中刑罚观为旨归，其内在的法制精神一脉相承。需注意的是，中刑、中罚向“中典”的转变，并非仅仅说法上的简单改变，这种称谓的变化实则包含着两个方面的重要信息：一是周人对法律形式的认知不断地深化，有了从刑罚向法典的系统化思维过程；二是“中典”的确立，表明周人已经将“尚中”精神作为治国典范，有超越一般法律适用的意义。

　　时值汉代，史家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又将这项原则重申，并给出了他心中的“中典”之标准，即“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若有犯者，除了杀罪恶极需偿命，受墨刑者可守城门，受劓刑者可守边关，受宫刑者可守宫内，受刖刑者可守苑囿（颜师古注：驱御禽兽，无足可也）。总之，本着仁德之心，不将有罪之人赶尽杀绝，给予他们再造的机会。此后，“中典”理念被执政者奉为封建法制建设之圭臬，成为指导立法、司法的核心精神原则。

　　唐判里的“中典”精神

　　众所周知，中华法制发展至唐代已臻成熟，尤其是在立法上，尽得汉魏晋隋法制之精髓，达到空前完备和发达的程度，其成熟之标志正是于永徽四年（653年）制颁的法典——《唐律疏议》（后称《唐律》）。这部法典无论立法技术、体例结构或是具体内容都堪称“最善”，是一部集大成之作，故历来多负盛誉，诸如“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繁简得中，宽严亦俱得平，无可再有增减者矣。”“古今律之得其中者亦唯《唐律》，谓其尚得三代先王之遗意也。”如此等等。

　　可以看到，《唐律》是公认的一部具有“中典”精神的良法，正如其卷首开宗明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礼尚宽，刑罚从严，二者互济，谋求宽严得中，毕成政教之功，正是唐代立法者的基本目的。因此，主持撰法工作的名臣长孙无忌还在《进律疏表》中称：“（唐律）实三典之隐括，信百代之准绳。”

　　当然，立法建制的完善并非一定能实现良法之治，其如沈家本先生所言：“夫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若空言立法，则方策具在，徒虚器耳。”（《历代刑法考》）事实上，魏晋时期的统治阶层正因为崇尚清谈，漠视法律，使得即便有一部号称“事从中典”的《晋律》，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前鉴于此，唐人对“事从中典”的司法精神极为重视。唐高宗即位之初，就对时任大理寺卿的唐临说道：“然为国之要，在于刑法，法急则人残，法宽则失罪，务令折中，称朕意焉。”告诫其作为最高司法官员，务必做到宽严得中，刑罚从慎。另在司法官员的任命书，如《授陆景初大理少卿制》中也可得见“精求上才，钦恤中典，宜慎刑法，俾闻哀敬”的箴勉之语。在《全唐文》收录的一些判例中，更能清楚地看到倡行“中典之治”的审判理念。

　　如《对莱田不应税判》，劝农使与州县令围绕莱田（荒地）应否征税一事争论不休。劝农使认为莱田按旧例是不应当征税，但实际上州县却一直有征税的惯例，征纳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按田亩数征收；二是比照一定税额上下加减。而这两种做法均被使司科断违法，不应得为。州县官以“恐年饥无以给贷”为由，不服处断。该案的判者张调认为使司科断无误，“雅符中典”，他在判文中还质问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百姓不足，九式何施？”显然是民本思想之体现。

　　另一显例是《对刑罚疑赦判》，该判中犯者甲因罪疑被赦免，省司认为该案应当具文向上呈报备案，有司则辩称道，情节轻微，应从轻处罚，轻、重之罚可以自己权衡。判者无名氏认为，本着儒家经典《尚书》中“罪疑惟轻”的原则，支持有司观点，认为这是平允得当、合乎“中典”的科断，即“永怀中典，将为允当”。

　　其余反映“中典”精神的判例还有很多，有的是正面倡导之，如《对泽宫置楅判》中有“请以中典，以劝无良”之语；有的从反面警戒之，如无名判者的《对杀鸟兽判》说：“甲以人成，恐乖中典。”《对造削判》又说：“周令将入于汉刑，实乖中典。”

　　虽然上述这些判例均属于拟判性质，与实判尚有差别，但拟判中所运用的法律发现之一系列方法是一种能力的培养，是对经验性知识的一次“原始积累”，制判者更注重的是对自身“法律感”的养成。而一旦进入实战，就必须拿出自己平时炼成的这些“武器”来应对。（《唐代拟制判决中的法律发现：对唐代判词的另一种解读》）事实上，《唐律》的制定，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给科考试判提供法律范本。这也就意味着，想要做官，就必须明习《唐律》。待为官后，拟判中诸多重要的精神原则早已在判者心中根深蒂固，如“事从中典”，无疑也会成为他们实际断案的一项重要标准。

　　两宋“中典”法制实践

　　得益于执政者对法制建设的重视，宋代法制的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唐人树立的“中典”法制精神既然一度实现过良善“法治”，自然也潜移默化地成为宋人因袭和效法之对象。

　　建隆四年（963年），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主持修订的《宋建隆重详定刑统》（世称《宋刑统》）完成，他在《进刑统表》中称：“伏以刑统，前朝创始，群彦规为，贯彼旧章，采缀已从于撮要；属兹新造，发挥愈合于执中。”其表明在立法上与唐人“中典”法制精神的一脉相承。

　　除了法典的制定，宋代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立法活动——编敕。敕是皇帝针对特定的人、事或区域发布的指示和命令，亦称散敕。其特点是临时性，不具备普遍的法律效力。若要单个的敕上升为国家常法，则需按照一定的立法程序，将这些散敕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汇编，使之有通行全国的法律效力，即编敕。编敕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随时损益”，以适应时势需要；二是补律之不足，“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于敕”。基于这个特性，编敕活动越发频繁，逐渐取代了《宋刑统》作为律的基本法典之地位，尤其神宗以后，以至“人亦只知有敕，而不知有律也。”（《中国法制史概要》）

　　从现存史料来看，宋代立法者在编敕中同样重视“中典”法制精神。如嘉祐七年（1062年），宰相韩琦为仁宗承上《嘉祐编敕》，他上表进言道：“窃以律设大法，不能委曲而生意；国用中典，至于治平而后详。”熙宁二年（1069年），枢密使文彦博针对“伪造官文书”“伪造印记”“持杖强盗”等罪处罚重于旧律的情况，上书神宗：“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时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于死。国家承平百年，当用中典。”他还建议：“检详刑名重于旧律者，以敕律参考，裁定其当。”得到了皇帝的采纳，并诏付编敕所。哲宗时，《元祐敕》编成，史称“大抵皆用中典”。

　　在司法层面，相较理论化、形式化、文辞化的唐判，宋代君臣将“中典”法制精神运用到更为宏观的国家治理当中，以处理更多实际的政务。如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法司针对场务监临官非法获利的行为，科以监主自盗的罪名，最高可判死刑。太宗认为定罪量刑过重，“殊非中典”，故颁诏规定：“自今准盗论，罪止流。”

　　咸平元年（998年），真宗诏户部尚书张齐贤与监察御史王济删定制敕，二人对于旧条“持杖行劫，不计有赃无赃，奚抵死”的量刑问题争论不休，张齐贤认为不得财者贷死，主张轻罚，而王济则持相反意见。对此，辅臣吕端谏言：“立法尚宽，忌于严急。《周官》‘刑平国用中典’，此经制也。”真宗集百官之议后，采纳了张齐贤“请以赎论”的建议，并以此为定制，不仅得到了时人“平允”赞誉，犯盗者也不再增加。

　　天圣五年（1027年），转运副使王沿上奏朝廷议论兵刑，他认为当朝法律定罪多依照敕令而不重视律典，且量刑往往较之更重。本着“刑平国用中典”的传统，他主张慎刑轻罚：“削深文而用正律，以钱定罪者，悉从绢估；黥窜为卒者，止从髡钛。”

　　哲宗时，名臣范祖禹针对宋代打击贼盗犯罪专门制定的特别法——《盗贼重法》，上奏哲宗乞求废除之。他谏言道：“若以重法为权时之宜，行之数年，而盗少于前，固当除之，复用中典。若盗益多于前，则是重法不足止盗甚明，其可除去无疑也。”范氏之论，可谓认识深刻，鞭辟入里。

　　孝宗时，尚书周执羔、韩元吉与枢密刘珙、右司林栗在朝堂议论强盗犯罪，他们一致认为犯此罪理应处死，不然不足以产生威慑和惩戒作用。针对此议，刑部侍郎汪大猷奏议：“今所议六项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财，惟再犯者死，可谓宽严适中。”他认为新立的六项法较旧法虽宽，但宽而不纵，实是适中之法。因此，他的建议被采纳。

　　以上诸例，足见宋代对“中典”法制精神的因循，信奉以及广泛、持续、深入的运用和践行，这也为后继执政者树立了良好“法治”典范。尽管每个时代所面临的社会情况各不相同，践行的效果也多有差异，但无碍他们首先谋求制定一部符合“中典”精神的治国良法，元代的《大元通制》如此，明清的《大明律》《大清律例》亦如此。

　　结语

　　就法制文明建设与发展而言，无论古今中外，良法善治莫不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西方法治之定义，主要源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诠释：“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反观中国传统“良法善治”观念之形成，则经历了漫长的法制发展与历史互动过程。“善治”概念，较早是由大儒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此时，汉代统治者面临的却是“欲善治而无良法”之局面，故他们采用春秋决狱、引经注律等方式，有意识地将儒家精神注入汉家之法，试图打造一部儒家化的治国良法。到了魏晋南北朝，随着立法技术的提高以及法律儒家化的深入，终于编纂成一部以“宽平”著称的国家法典——《晋律》，但彼时执政者却崇尚清谈，不欲善治。直至唐宋，无论思想基础还是法制条件，足以支持和促成善治的实现。这一时期在立法、司法上对“中典”法制精神的深入探索与持续实践，也正是其良法善治的一个重要体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明法治，应当积极学习、借鉴和吸收西方有益的法治成果；既言特色，亦需充分挖掘、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由是观之，传统经典《周礼》之“中典”精神衍生出的法制理念、治理原则及实践经验，也必能为推进中国特色法治建设道路上添砖加瓦。

　　【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项目编号：2021NDWT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